本文所論述的「人工智能倫理」概念，一直是由『資訊倫理』之範疇所涵括，其乃是為了因應近二、三十年來，隨著資訊裝置、互聯網資源廣泛遍及於全球後，進而派生出的一系列規範型議題；所謂「倫理」（廣義）乃是由約束個人行為之「道德」（狹義）所延伸，意指人際互動間該有的良善秩序，且基於其抽象本質，通常會需要更具體的落實手段來加以實踐、保障，如「法律」即是一個最佳的例子。
近代資訊科技得以日益進步的關鍵點，在於『數位編程』能力的建立（如：演算法），就此基礎上演變出能超越預定程序、推理學習的「人工智能」，且最終拓展成『機器學習』這一領域，更衍生出「人工神經網路」此種應用技術，但早期並沒有完善到能立即投入開發商業價值的程度；直至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降，新研發的「人工神經網路」終能實現『反向傳遞』（資訊在其中能多方向流通，而非只是單向遞送），整體成果才漸漸有了起色，一些「強人工智能」（如：通過「圖靈測試」的機器單位）所必備的『深度學習』技能，也是繼此之後方陸續誕生。
許多新式科技資源在發展成熟後，往往都會被套用至商務場合。站在產業買賣的營利角度而論，「人工智能」這類技術資本最淺層的價值，無非是直接運用於互聯網的『大數據』場域裡，來獲取、分析競爭對手或目標客群之情報；倘若所供給予客戶的事物屬「位元性質」者，亦可直接將「人工智能」融入於其內，使之充分增值、增能。
社會上不同立場者依據自身之獲利需求，大多會想方設法從他人手裡套取好處，如資訊娛樂業者便可能透過心理學、行銷置入等技巧，誘使自主能力不佳的未成年用戶沉醉於其產品中，雖然能藉此賺得巨額利潤，但亦可能對後者之規律作息、成就表現乃至於身心健康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形同變相的生存剝削；而「人工智能」作為能夠局部取代人腦的高潛力虛擬技術，放到了有關業者的手中，不但可以用來蒐集目標族群之喜好、精準投放誘導訊息，更能直接納入服務項目中，強化受控對象的依賴程度。
為確保前述失衡情形不致過度擴散，也希望相關年齡層群體能有正當的自律認知，不少政府、民間單位如：教育部、衛福部、消基會等等，皆試圖加強宣導，並開始嘗試推動較為硬性的限制手段，期望能藉此達到替青年學子營造正向成長環境之終極目標。
以國內制式法規而言，不少『行政法』的關係法條皆有對這一領域問題做出明文規範，舉例來說：《遊戲軟體分級管理辦法》中即有提及虛擬娛樂產品需依照內容來做分級，並以醒目字眼附註勸導標語；《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更清楚申明其保護受眾所不應遭遇的妨害舉止類別（如：易構成錯誤認知，但能吸引目光的煽惑內容），此法亦嚴格約束了一切相關行為人的不良氣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