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熒熒微光。
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為明亮，因為它們看見對方，並期待相互輝映。
——鄂蘭，《黑暗時代群像》
一、前言：一位意外的傳記作家
這是一本描繪猶太裔美籍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個人生平與思想的傳記，但背後卻藏著一個關於三代人的故事，以及一個與傳記做為一種文類密不可分的「哲學」理念：一個說來容易，但實踐起來卻花了本書作者伊莉莎白・揚・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uehl, 1946-2011，以下簡稱揚布魯爾）三十多年的理念，且期間經歷過多次的自我迷失、放逐，才達成和解，讓鄂蘭真正住進了自己的生命當中，成為獨自思考與判斷時的一位良伴。
揚布魯爾是鄂蘭任教於紐約的社會研究新學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以下簡稱「新學院」）研究所的門生。一九一九年創立的新學院是一所反對學術界的傳統分工與保守文化，致力於「新學」之傳播，並以參與社會改造為職志的學術機構。三○年代初期，當納粹政權開始在歐洲大陸從事系統性的迫害猶太人行動之後，新學院設置了一個名為「流亡大學」（University in Exile）的研究部門，收容大量從歐洲流亡美國的知識分子，包括政治哲人施特勞斯（Leo Strauss）、人類學家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以及哲學家約納斯（Hans Jonas）等知名學者。二戰結束後，雖然這些流亡學者紛紛轉赴其他學校任教或回國，但該校仍然維持相當濃厚的「歐陸哲學」色彩，而且深受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的左翼批判思想之影響。
思想前衛且企圖介入公共事務的學校，總能吸引自詡為社會改革力量的學者和學生。在那個風起雲湧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六○年代，更是如此。不計其數的女權主義者、反越戰人士、反資本主義及其物質文化的進步青年，民權運動或其精神領袖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支持者，齊聚於新學院的教室和校園。事實上，鄂蘭在轉任這所學校之前已是常客，不少學生就算沒聽過她的演講，也聽過她的事蹟。
揚布魯爾也是當中的學生之一。她其實早鄂蘭約莫兩年來到新學院，而且是以一個輟學生的身分入學就讀。此前，她曾經就讀過沙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那是一所標榜效仿牛津／劍橋大學書院制度（師生同住一間宿舍，教學方式包括一對一的導師課）的私立文理學院。無法忍受這種貴族學校傳統的揚布魯爾毅然選擇退學，過了一段反主流文化的嬉皮生活。然而，她最後仍選擇回到校園完成學業，在六八學運爆發之前來到了社會研究新學院。一九六七年，鄂蘭正式轉任新學院的研究所，揚布魯爾也同時進入了博士班，並如願成了前者的導生。接著，她以鄂蘭在海德堡大學的指導教授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 1883-1969）為主題，在鄂蘭的指導之下撰寫博士論文，最後於一九七四年取得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