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一心一意只想把電影拍好，用盡心思和力氣也祈求運氣。我很明白，萬一這電影拍失敗了，肯定被打回去繼續當助理，最壞的結果就是再等幾年，訓練好自己，等下一次的機會。回想起來，綠島那段海天一色的路程，當真既浪漫美麗又滿腹辛酸，而即便辛酸，對於大自然的呼喚，我仍然無法視而不見。那彷彿就是我後來人生的預演，某種命運的伏筆。
從此以後，我就一直是那個爬上燈塔頂端，站在懸崖邊緣，迎風而立的冒險者。最初是沒選擇，後來則是自己放棄了選擇。
站在邊緣是要提醒自己，只能往前走無路可退。
站在邊緣，是為了不掉下去。
我的人生劇本一直是一個人，走了很遠也很久；中影的十二年，從一個矇矇少年應時際會，參與了台灣新電影的初創行列。最早的《竹劍少年》、《單車與我》、
《黑皮與白牙》、《策馬入林》、《稻草人》、《童年往事》、《戀戀風塵》的十一年只算熱身。
接著命運安排我去了香港，從零開始接受現實的挑戰與磨練，之後來自異國的邀約接連不斷，除了香港，我頻頻飛到越南、泰國、日本、法國、美國、加拿大、尼泊爾等地工作，甚至走進中國大陸的長江、西藏和可可西里無人區與內蒙古零下四十度的大興安嶺。年復一年飛到不同的地區國家，與不同文化的導演合作，如許鞍華、張艾嘉、田壯壯、王家衛、陳英雄、行定勳、姜文、吉爾布都、是枝裕和、宗薩欽哲仁波切……在世界各大影展中，從不同的人手中接過獎盃，最後回到台北接下台北電影節主席，讓當時幾乎停辦一年的台北電影節如期舉辦至今，又從李安導演手上接任二○二二年金馬獎執委會主席。
「李屏賓以一個人的力量，影響了台灣電影用光的觀念。」攝影前輩、我的老師林鴻鐘有一次在接受訪問時，說了這句溢美的話。
其實我沒有那麼大的能力，也沒有這麼大的理想，我只是比其他人更早、更大膽地，嘗試用不同的光影。在我拍的電影畫面裡，我只是希望光影能說話、影像能動人、畫面能傳達如文字的魅力，我依然是那個站在塔頂邊緣的攝影師。
光是所有藝術創作的泉源。光是一直在流動的，就像生命的時光一去不回。光讓我們想到時間流轉，想到生命易逝。光，只要一點點光，生命就有希望。
我的這一場乘著光影旅行的人生路，不知不覺進入回望的時刻。
一面還在繼續往前進行，一面又被某種力量逼著往回看。
前方的路不知還有多長，回望我這過去的四十五年，忽忽有一種「千巖萬轉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的情懷在胸口湧動。
二○一六年，我接任第十八屆台北電影節主席，每年夏天必須停留在台北一個多月，於是有了時間和侯孝賢、倪重華等老友們相聚，當入酒三分，往事重提，微醺中撥開塵霧，就墜入了層層疊疊，縐褶從未熨平的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