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言論的自由與不自由之間，有一大塊空間供社會按時情動態調整，如吹哨「側翼極大化」，就是一種呼籲調整自由度的主張。只是，「側翼警示側翼極大化」，不會產生正確的調整尺度，因為其企圖仍是服務於「政黨利益極大化」，而不是為社會福祉劃出自由底線。
同樣地，王世堅與王浩宇互相指責「害黨」，著眼點也在於政黨利益，而非人民福祉，因此也解決不了自由過度的問題。互嗆了半天，最終，不負責任的還是不必負責任，自由主義極端化依然為禍社會。
所謂「責任」至少有兩種，法律責任與道德責任。單靠法律限制言論往往會衍生新的爭議，因為法官也有「自由心證」，甚至法律都可能是敗德者訂的。一個正常社會，除了法律，必然也要依靠道德責任自我約束，而現在的問題是，自由主義極端化，模糊了道德界線，也嚇阻了法律介入的可能。
在目前的台灣，能夠有效反制自由主義極端化的，主要是輿論以及選票。後者，只能發揮效力於一時，只要模糊道德底線能夠套利，有心者過不了多久就固態復萌。前者，端視各種時評人的發言是否秉持良知，是否根據事實論評，是否適度尊重社會傳統價值觀，以及是否對時尚價值觀保持適當距離，而不只是掉書袋，背誦自由主義教條，自以為進步。
大部分選民其實對輿論的關注度不高，時評人能發揮的作用有限，因此等到民眾用選票抗議網軍側翼的危害時，說明病況已深。萬幸的是，公道自在人心，台灣社會還是隱然有一條底線，拒絕被似是而非的「進步觀念」混淆。
許多所謂進步價值，都出自於「體面的側翼」，這些人藏在各種言論管道裡，企圖政治性扭曲社會認知，方便政黨吸票。而「不體面側翼」的工作，就是強灌這些「進步觀念」給民眾。
側翼除以2，還是側翼，高級黑的危害，不見得小於低級綠，那些「體面的側翼」，別想透過上演窩裡反，以切割自身的戰犯之責。
從政黨利益看，拒絕向側翼網軍投降的恰吉，確實是民進黨破口，只是，該檢討的不是王世堅，問題在於一些相對正派的黨人，為何都成了黨的破口？
敗德之黨，難容守德之人，被側翼網軍視為眼中釘，是恰吉的勳章。不過仍希望王世堅超越黨派利益，以社會福祉為念，廓清「太監」對人民的危害，而不只是對黨。
＊作者為自由撰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