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報載，台北市內湖區有一位里長候選人邱瑞蓮女士，被檢調偵查她於今年參選里長時，涉嫌接受中國大陸資助的快篩試劑賄選，而被檢察官起訴，依投票行賄罪最重法定刑為有期徒刑十年，而邱女又被檢察官以涉嫌觸犯《反滲透法》第七條規定，接受中方資助行賄選民，可再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這可以說是非常重的處罰，而台灣士林檢察署於起訴時特別強調，台灣的公職人員選舉不應受到境外敵對勢力干預滲透，以維護選舉環境公平，並強化保障主權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
本件是否候選人邱瑞蓮是否涉及賄選？依法定程序最終仍由法院法官依証據、法律去衡斷，然而台灣士林檢察署卻以自中國大陸進口1200盒（6000支檢測試劑），即率爾認定其受境外敵對勢力影響，而違反《反滲透法》，揮動此一＂大刀＂，不禁令人費解?
首先，《反滲透法》原本立法目的乃「為防範境外敵對勢力之滲透干預，確保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試問，＂測試劑＂在疫情嚴峻期間是為國民健康的保護藥劑，而非毒品、槍砲⋯，其對我國國安會有何不當或不良影響?真百思不解。
再者，適用《反滲透法》如前所述，是何等嚴重的犯罪行為，該罪必須恐有致顛覆國體主權或危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以法定罪責相對嚴峻；但以本件言之，涉及違反《選舉罷免法》可再加重其刑度至二分之一，法定本刑加重後最高即成為15年有期徒刑，試忖以單一區區的＂里區域選舉＂如何到達影響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有無違反《憲法》比例原則，此如同以大砲打小鳥、殺雞用牛刀，誠不符民眾思維，並讓民眾相當反感。
其三，從現實面觀之，多少台商在中國大陸賺足了人民幣，回台後在台灣從事競選活動或資助特定候選人的現象相當普遍；按士檢的邏輯推論，如此行徑，有無違反《反滲透法》。過去，鄭運鵬曾也曾在中國大陸做生意，連其入境大陸的身分籍都填寫「中國台灣」；陳時中於2017年也曾率團到中國大陸交流，並與陸方的醫界高層盛大合照；又已經有多少台籍人士赴陸讀書、旅遊、交流、工作、⋯等，是否都會以違反《反滲透法》法辦?
數據顯示，政府與中國大陸今年前七月兩岸貿易額已高達1,921億美元，如此與台灣有龐大商業交易，而無出其右的貿易夥伴，卻仍要操作仇中、反中，政府究竟在打什麼算盤？
回顧民國81年《刑法》第一百條的修正，規定只有在涉有「暴力行為」下始會構成＂內亂犯罪＂，這也是民進黨先進當年之創黨理想，無非讓民眾可以享受珍貴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而《反滲透法》基本上是違反時代潮流法制，其條文諸多「不確定法律概念」用語，更有違《刑法》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確性原則，其箝制、壓抑人權，則莫此為甚。司法是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司法絕對要堅守其中立性，維護公平正義，切勿淪為政治附庸，因為一旦淪為政治附庸，失其嚴守中立原則時，則是民主向下沉淪的開始，期盼大家一起用良心真誠守護台灣！
＊作者為永然法律基金會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