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疆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11月24日發生因防疫封控，導致10人命喪火窟的慘劇，隨後則在全國各大城引發示威抗議，反對嚴苛的防疫措施，部分示威者甚至要求中國共產黨與習近平下台。對此，《外交政策》專欄作家傅好文近日表示，習近平政權未來最大的考驗並非來自國外，而是國內與日俱增的中產階級。
世上最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
《外交政策》（FP）專欄作家傅好文（Howard W. French）6日撰文指出，中產階級是構建有凝聚力社會運動的必要條件，這群人不僅有助於限制統治者專橫的權力，更能促成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化。隨著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飛快成長，該國中產階級也隨之擴大，目前總人數已達到官方統計的4億人。
傅好文表示，這即揭示了中國政治局面即將進入決定性的新階段，習近平政權未來最大的考驗將不會來自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而是中國內部，即他該如何面對中國社會幾十年成功所帶來的產物——世上最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
他解釋，這群人與其他國家的中產階級一樣，重視隱私、個人自主權，以及對各項事務表達看法的發言權。隨著習近平更全面地干預人民生活、加強對公民的言論審查及人身自由限制，中國中產階級們的耐心似乎已經到達極限，這點在最近爆發的「反封控抗議」一覽無遺。
他也坦言，積累已久的民怨固然是近來示威活動的導火線，但中國與日俱增的中產階級人數，才是這波抗議浪潮爆發的根本原因。
Xi Jinping’s biggest test will be how to accommodate a fruit of his society’s decades of success: the world’s largest middle class, which is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current protests. https://t.co/fF6Dr8plYr
— Foreign Policy (@ForeignPolicy) December 7, 2022
毛澤東致力根除中產階級
傅好文表示，回顧中國史上幾場示威運動，即可發現中產階級群體對示威運動成效的影響。1966年9月，年僅19歲、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王容芬，向時任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寄出一封署名的「退團信」，以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
「請以一個共產黨員的名義想一想：您在幹什麼？」她在信中憤怒地寫道：「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場群眾運動，是一個人在用槍桿子運動群眾。我鄭重聲明：從即日起退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眼見該信並未引起太多迴響，王容芬隨後帶著一封寫著相同內容的德語信件，於蘇聯駐華大使館附近服下了4瓶殺蟲劑自殺，企圖以生命抗議文革。最終她被送往醫院搶救，隨後遭逮捕入獄，並在關押近十年後，於1976年1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傅好文認為，王容芬一事並未在當時的中國產生巨大效應，並非因為她缺乏當前的科技工具或社群媒體，無法與他人建立連結，而是因為當時中國僅有極少數的中產階級。畢竟，毛澤東在統治初期致力推動根除舊有中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並視他們為其革命及獨裁統治不可逆轉的階級敵人。
改革開放成轉捩點
而經過多年的經濟自給自足、對私人財產及企業的打壓後，到鄧小平時期，中國社會幾乎不存在經濟上的中產階級。不過從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中國邁向了一條截然不同且變化快速的道路——迅速向世界開放、商業私有化，以及快速的經濟成長。
傅好文表示，此後十年之間，中國爆發多起歷史著名的抗議活動，包含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而這一切絕非巧合，勢必與中產階級的擴大有關。他認為，中國人民固然對自由有所追尋，但如果沒有中產階級的存在，社會就會像一盤散沙，難以組織起來實現連貫的目標
不過他也強調，在1989年的中國社會裡，中產階級仍處於萌芽狀態，整體結構不夠廣泛、堅固或意見一致到足以成為有效改革運動的載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