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表面上看，戰略模糊政策和這個要求是矛盾的。戰略模糊政策實際上是說，如果台灣受到攻擊，美國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援助台灣。真正堅定捍衛其盟邦或附庸國的國家，不會說自己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捍衛受其保護者。設想一下，如果我想阻止一個陌生人攻擊我的配偶，我會揚言如果他膽敢碰她，我一定會揍他。我不會說我可能會揍他。任何真誠地許了諾的捍衛者，永遠不會說這種話。戰略模糊削弱了華府對台灣承諾的可信度。儘管這個政策給了華府最終決定不干預的迴旋餘地，但在北京、台北和其他國家當局的眼中，這個政策也使美國的意圖更加令人懷疑。用政治學家的話來說，嚇阻涉及一個非此即彼的選擇（binary choice）：明確承諾，或是不承諾；在兩者之間沒有「如果」和「但是」等限定條件的餘地。任何不夠明確的承諾，都會損害國家執行嚇阻政策的可信度。
那麼華府為什麼要採取戰略模糊政策？因為保衛台灣的明確承諾，可能會造成社會學家所說的道德風險（moral hazard）。也就是說，它可能會激勵其他人，促使他們去做出恰恰是你想要阻止的行為。例如，當政府為汽車事故提供無過失保險時，可能會無意中鼓勵更多魯莽的駕駛行為，因為駕車者不再需要擔心得自掏腰包為這種魯莽行為作賠償。同樣的道理，美國如果明確承諾要保衛台灣， 很可能會鼓勵台灣宣布正式獨立，從而引發北京的進攻，而這正是華府從一開始就一直想要防止的事。
的確，這種擔憂使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 沒有宣布它擁護法國和俄羅斯，因為擔心這兩國可能會利用英國的支持做為無限行動權（a carte blanche），來激怒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再者，道德風險與台灣自衛的動機有關。如果美國將會保衛台灣，台灣有什麼動機去防衛自己？它大可作壁上觀，讓美國替它逐退敵人。持這種觀點的美國人認為，台灣在自衛準備上已經做得不夠了（比如軍費和徵兵方面），如果美國保證護衛台灣的安全，它會做得更少。
正如上文指出的，延伸式嚇阻必須做得讓其他國家的官員看來是可信的。如何使這一政策具有可信度？可以透過言語和行動來做到這一點 （如前所述, 其他國家將會聽其言, 觀其行）。政治學家指出，採取這種嚇阻手段的國家領導人會透過言語訊號反復、清晰、大聲地傳達他們將向其盟邦或附庸國提供援助的意圖。在採取這種行動時，國家領導人將自己的個人信譽和政府信譽置於這一行動方案中，如此一來，如果他們在將來違背其承諾，就會讓自己承擔所謂的觀眾代價（audience costs）。觀眾代價是指領導人未能履行其承諾（例如捍衛盟邦或附庸國）時，可能遭受到國內政治的負面衝擊。這些政治負面衝擊可能來自媒體的批評、政治對手（反對黨）的攻擊，當然，還有選民以選票宣示的否決。因此，我們可以檢視美國領導人的公開聲明，來判斷華府對於保衛台灣一事是否認真。這些聲明若是愈清晰、愈頻繁、愈有權威性，華府的承諾就愈加可信，因為發表這些聲明的那些人早就知道，如果未能履行他們公告周知的意圖，自己的政治聲譽和前途，可能會遭到強烈反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