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鏡頭、文字之間仍有不同，徐星回憶，有次去浙江拍一個地主的兒子，已經70多歲了，人民公社當年請他去牆上畫毛主席的像，畫了以後第3天人就被抓走，因為他畫的是黑白畫，罪名是「把偉大毛主席的紅態黑害了」，一關就是10年。
徐星說，去找這位老先生時，儘管過去是地主之家，但他們家特別節儉，他爸爸也衣衫不整到處走來走去，穿的還比家中的長工差，他說這就是個人記憶跟國家記憶的衝突，「共產黨的國家記憶裡地主都是大惡人，頭上都帶著翡翠的。」
徐星接著說，在跟地主一家吃完飯後，他把鏡頭收起來了，此時桌上還有大家剩下的空酒瓶、菸蒂，地主雖然是個不菸不酒的人，卻突然把每個空酒瓶拿來往嘴裡倒、菸頭剩長一點，則拿來惋惜地看著，讓徐星直嘆：「可惜這我沒拍下來，不然就能跟他說他老爸多節儉呼應。」
徐星：記憶是用來讓我們識別有人跟我們胡說八道
談到這些年來拍攝農民記憶的感想，徐星指出，許多人的罪名都很匪夷所思，比方說有幾個年輕人在玩氣槍，就被以「用氣槍污辱偉大毛主席像」的罪名關了起來，這也是國家記憶不會紀載的。
對於記憶，徐星表示，「記憶是用來讓我們識別有人跟我們胡說八道」，而他至今也繼續在找民間記憶，尤其是像曾是小地主、匪兵、國民黨等身分人，接下來的作品，會叫做《抄家》，講的是抄人家跟家被抄的人，「他們講的是歷史，但這種歷史怎麼呈現、會不會成為主流史料留給後人，我不知道，但至少跟我們的國家記憶是有巨大衝突、巨大反差的。」
夏珍問起，徐星為何至今仍能堅持這條不賺錢的艱苦路？對此徐星回答，每個人對生活的堅持度不一樣，他也有很艱苦的時候，但他認為，現在自己特別幸福，有些朋友比較富有，但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徐星認為，有事可以做，只要能吃飽飯，就覺得生活品質特別高 。
徐星也笑稱，他就是所謂「社會閒散人員」，沒想過買房子，就住父母留下的地方，比較麻煩只是不能生病，但像在拍《罪行摘要》時，一個人扛著30公斤器材在陰雨連綿的浙江跑來跑去，讓他覺得自己身體特別好 ，「的確艱苦，但過程裡我非常享受，做一個藝術家來說，作品被承認，是非常大的褒揚。」
座談中有聽眾提問，文革時所有人都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這樣的身分混淆，是否是正視文革歷史最大的難題？對此徐星指出，毛澤東當時是有在做這個的（混淆身分），像他有個朋友的姑姑跟叔叔，把自己母親打死了，因為他們是資本家，要表示自己對共產黨的忠誠才這麼做。徐星認為，這是個特別野蠻、反文明的政治技巧，在文革時被廣泛地拿來使用。
「文革該有全民族懺悔 但現在遠遠做不到」
他也談到，這確確實實產生了問題，文革確實該有全民族的懺悔，但現在遠遠做不到，「我覺得他們可能想，只要能維持不亂，等這些人死了就沒事了。」
中國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于鴻君日前曾建議，應啟動新時期的上山下鄉運動，以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聽眾詢問對此的看法，徐星表示，他不知道于當時的語境，「但其實我是贊同的」，因為現在講的上山下鄉，跟文革當年是不一樣的。
徐星表示，如果可以讓現在的小孩離開手機、iPad去下鄉就太好了，他認為，若能真讓他們下鄉、知道農民是什麼樣，或許對中國的未來是好事，而事實上，他也常鼓勵朋友讓小孩到農村去生活，不過重點是，若此建議未來形成政策，「一定要是自願的。」
而對於文革是否可能再來？徐星談起在《我的革命編年史》中訪問過一位農民這個問題，對方回答，「再來一次，肯定比文革更厲害」，論起這句話的弦外之音，徐星說，那位坐在列車裡、滿身都是汗的農民，眼中都是恨意，說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再來一次，該我殺你們了。」他認為，以這種形式再來的話不會了，但如果發生動亂，群眾運動還會再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