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到1976年為期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迄今在中國的教科書上，只有一頁不到的紀錄？中國作家、導演徐星，以《我的文革編年史》、《罪行摘要》等紀錄片紀錄「文革過來人」的回憶，對於這段中國當局輕描淡寫帶過的歷史，在文革間度過青春歲月的徐星直言，這讓他產生了要把「16開4分之1後的真實」帶給世人的衝動。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今（21）日以「個人記憶對國家記憶的抵抗」為題，邀請徐星來台分享他如何用鏡頭，拍出跳脫國家記憶框架的文革記憶，由《風傳媒》總主筆夏珍擔任主持人，並於會中放映《我的文革編年史》。
夏珍首先針對個人與國家的歷史指出，中國很特別，是特別講究歷史的國家，在中華文明裡，經史子集是很大的，但都是官修史，個人要留下歷史的代價非常高。
談起開始「上山下鄉」運動的1968年，夏珍解釋，1968那一年，美國人發射阿波羅號到外太空，太空人在上面朗誦《聖經》創世紀，而當時中國正在搞文革，同時間的台灣，蔣介石為了反共，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總會，到現在名稱幾經更迭仍持續存在，這也是文總都由總統出任會長的原因，此外最重要的，1968年的中國青年是失學的一代 ，台灣卻在當時施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這個對比很強烈。
徐星：中國的國家記憶都在騙人
對此徐星表示，他覺得中國的國家記憶都是在騙人，「都是國家宣傳，在講宏大的計畫，什麼建設、什麼經濟的」，而個人生活，就會淹沒在這樣宏大的記憶裡面。
談到《我的文革編年史》，徐星指出，當時他試圖找到國家記憶，卻發現文革這些對人性、對中華文化的迫害跟摧殘，從來沒有官方記憶，16開大小的高中課本裡面，紀載的版面還不足4分之1，內容也只是簡單談了幾句「中國停滯10年」。
徐星解釋，一個人青春期的記憶是特別銳利、敏感的，這讓他產生衝動，「要把我見到的真實情況告訴大家，告訴大家16開4分之1後的真實狀況。」
徐星進一步談到，個人記憶的難以表達，可能在西方國家也有這樣的狀況 ，只是程度不一樣，因為以前沒有技術，國家壟斷了報紙、媒體、電影等技術，過去電影要有工廠規模才能製作，在沒有技術手段提供表達的情況下人們只能屈服，但現在的攝影技術，則提供了每個人表達真實的可能。
對於從創作方式文字轉變到影像，徐星說，是因為他發現有些要表達的東西用小說來做特別慢，要寫、要出版，還要被審查、把敏感字去掉，但他強調，其實自己仍舊是在寫小說，只是用鏡頭來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