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美公共安全危機應對的第四個重大分別。誰公道誰不公道；誰更能贏得信用和尊重，誰更失去信用和尊重，一目了然。
7月15日疫苗事件引爆後，巨大壓力下，吉林省主管當局一度出面，對長春長生生物公司予以行政處罰，罰沒款總計344余萬元。這對以67億元人民幣身家位列2016年福布斯富豪榜第371位的高俊芳家族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違法犯罪成本如此之低，與其說是處罰，不如說是鼓勵。
要在美國，類似案例，一定適用懲罰性賠償。懲罰性賠償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讓受害者得到最大補償，予侵權企業最大打擊，乃至不惜令其傾家蕩產。這方面最新的案例，是剛剛落幕的強生案。7月13日，美國密蘇裡一個陪審團認為，22名女性對強生公司滑石粉產品（包括強生嬰兒爽身粉）包含石棉並造成她們患癌的指控是有效的，責令強生支付5.5億美元補償性賠償，以及41.4億美元懲罰性賠償。兩項賠償總計46.9億美元，是目前滑石粉維權案中最高的賠償金額。這跟吉林省當局對長生生物公司罰酒三杯式的象徵性罰款，反差何其強烈。
這是中美公共安全危機應對的第五個重大分別。誰人道誰不人道；誰真正關心消費者誰不在乎消費者，一目了然。
中美公共安全危機應對至少有以上五大分別。這五大分別其實可以兩句話總結。第一句話是，中國式應對是維穩，美國式應對是維權。至於第二句話，雖然我不是黨員，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今天我不說。
＊作者為中國公共知識份子，前《南方周末》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