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少年時期〉可銜接《近三十年見聞雜記》附錄〈清民之際的長沙〉，可視為先生更早年的回憶錄，因為該文始於先生出生的光緒十九年（1893），終於民國二年（1913）先生赴上海求學止的整二十年之成長歷程。總之，在先生少年的求學時期，偷閱梁任公《國風報》、逼校長剪辮、開始於《長沙日報》撰稿等驚世駭俗事，先生都詳述於〈我的少年時期〉。如上文所說，如果《近三十年見聞雜記》算是先生回憶錄的話，那麼〈我的少年時期〉即為先生回憶錄之前傳。
〈香港三年〉是先生於民國四十一年八月連載於香港《自由人》三日刊的文章，時序為民國三十八年八月起，先生斯時正離台來港，文中先生提及在港島三年最愉悅之事是在生活上，無論精神或物質上，都沒有任何人予以干擾，此亦先生之所以離台的原因，在極權與威權的政治高壓下，想保有一點說話的自由，大陸固不可留，台灣也待不了，英國治下的香港，乃不失為不滿國、共兩黨的知識分子及政治異議者的首選之地，先生初履香江之心境大抵如此。在〈香港三年〉中，先生亦觀察入微，舉凡香港的民生物價、文化出版事業、醫療衛生、衣食住行、教育制度、娛樂活動等面向，以其實地體驗，為吾人簡捷清楚的勾勒了五○年代初期香港的城市面貌。
〈從我的流亡生活說起〉副標為〈順便報告一點香港的見聞〉，文中提及民國三十八年大變動期間，先生「先台後港」的經過，先生說到其來台後，先寄居在台北「中華農學會」四月餘，約莫三十八年底才離台去港，先生這篇文章寫於四十三年，其已赴港定居多年，但說到離台主因僅是檯面話，真正原因是當時其手下謝澄平已和美國搭上線，正準備辦《自由陣線》週刊，從事「第三勢力運動」，謝為左任農林部長時之政務次長，為青年黨二線人物，論資望還不足以服眾，因此有需要奉先生為精神領袖以資號召；另外，先生日後也提到，台灣當時環境，對其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在資料蒐集上，遠不如香港方便，此亦促其赴港的另一原因。
〈述最近留台觀感〉是先生於民國四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九日在台期間，因當年為第二任總統選舉，先生以國大代表身分來台出席投票，利用來台開會之際，先生對國府治下的台灣，尤其是台北有一番深刻的感受。大體而言，先生肯定國府治下的台北已有明顯的進步，舉凡社會秩序良好、交通便利、人民生活情況安穩等；唯讓先生不敢恭維者是台灣那時還是「文化沙漠」，台北的出版界仍是非常不景氣，因政府審查太嚴，以致很多圖書無法輸入，這是頗為可惜的地方。當然通篇文章最大亮點是先生不諱言論及當時國府幾個最敏感問題，反攻大陸的準備，國、民、青三黨關係，「吳國楨事件」和言論自由等，先生都坦然暢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