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第一批臺灣旅客在中國降落時，他們身處的經濟體跟自己的家鄉大為不同。進入「改革開放」十年後，中國經濟仍由國有企業主導。至於基層，地方政府則跟通稱「鄉鎮企業」的半私人企業過從甚密。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汙名化私人企業，導致許多想創業的中國人會以鄉鎮企業的名義登記。與此同時，從中央計畫經濟時代延續至今的雙重定價制度，使國有企業可以用比其他型態企業更低的價格取得物料；因此，在這個局部改革的經濟體中，許多國有企業管理者與中央官員是將大把時間用在套利與收租上。
這種處處制肘的環境，跟臺灣小規模企業老闆習慣的資本主義無拘無束模式大相逕庭。但對敢闖的人來說，潛在的收益也很驚人。中國極為渴望成長，但表現孱弱。土地成本低，失業與就業不足是很普遍的現象。各級政府官員迫切想覓得外部投資。緩不濟急的改革步調加上中國政府的高度期望，為精明（且幸運）的投資人創造了龐大的商機。
而且一九八○年代中期時，臺灣傳統製造業正在流失競爭力，這就意味打頭陣的臺商不只是因為商機而被吸引過去，同時也是因為必須破釜沉舟奮力一搏。即使如此，那些開路先鋒並沒有被中國的商業潛力蒙蔽了判斷。他們謹慎行動，但一定會有行動。不像其他外國投資人，臺商會避開合資的做法。他們投資時把身家全押上去，落腳中國，親自經營。需要有人協助管理協助時，他們會僱用臺灣人，而非當地中國人。他們重金禮聘自己信得過的經理人，都是一些真正在市場體系中磨練出來的人。「臺商」的意思是「臺籍企業主」。臺商延攬至中國協助自己經營事業的專業白領，則成為所謂的「臺幹」，也就是臺籍經理人。
轉往中國經營的大多數公司，跟臺灣眾多中小企業一樣，是代工業者。它們之所以決定離鄉背井，把生意搬到臺灣海峽另一岸，是因為國際顧客要求降低成本。國際品牌樂於延續與臺灣代工業者的關係，但關鍵在價格；對臺灣代工業者而言，經營成本的上升，把利潤壓縮到了臨界點。若有以更低成本提供相同產品的能力，臺商的存活和利潤的增加（至少短時間內）就都有希望了。
第一波臺灣投資人在中國創造出非常特別的商業模式。這種商業模式允許中國商品進入全球製造業網絡，但不允許中國企業進入上述網絡。漸漸的，個別中國公民爬上管理職，學到了這種商業模式。接著有人自己開業，或是把這份知識傳遞給其他中國本土企業。時日一久，臺商在一九八○年代晚期與一九九○年代引進中國的商業模式，其中許多特色也就逐漸為中國所吸收或者本土化。紅色供應鏈興起，就是這段學習歷程的直接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