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商模式的關鍵特色之一是群聚模式（clustering），臺商企業傾向在中國某幾個省分與城市安家落戶就是這個模式的展現。當然，這些地區之所以吸引臺商，是因為經濟因素使然，像是鄰近港口與身處經濟特區。但他們也是為了成群結隊以求安全。最早的投資人偏好獨立廠房；他們租用設施，再從臺灣買來二手設備。但即使是獨立廠房，還是會設在彼此附近，因為臺商覺得這樣比較放心。
地方政府更強化了臺商這種喜歡就近照應的根深蒂固習性：那些成功吸引臺商的地方政府，往往大力支持這種策略，以得到更多臺商青睞。上海或許是臺籍居民最多的城市，但上海龐大的都市規模，使這些臺籍人口的經濟影響力隱而不顯。然而在幾座比較小的城市，像是昆山（上海以西約一小時車程，是數千家臺企的所在地）、廈門（跟臺灣本島距離最近的中國城市）與東莞（深圳外圍，離香港不遠），臺商則令當地的經濟與社會改頭換面。
中國開放最早、最積極的地區，也是被臺灣投資改造最多的地區。在臺灣注入第一波投資期間，廣東與福建兩省吸引了流入總資金的三分之二。這兩個省也是中國一開始成立經濟特區的地點。天安門鎮壓結束後，鄧小平希望恢復改革開放的活力，於是他前往廣東經濟明珠：深圳。廣東與香港比鄰，因此成為香港（當時為英國領土）投資人與臺商的首選，他們大多會利用香港作為間接投資的基地，以及作為打入中國的突破口。初期從臺灣來的人眼光緊盯深圳郊區東莞，在此打造出廣大的臺灣企業與個人網絡。這種群聚效應會自我強化：隨著這一帶的臺企密集程度提高，就變得更能吸引臺資進駐。臺菜館與臺式娛樂設施很快也隨之而來。
江蘇省成為臺灣投資節點的道路則與之不同。長江把江蘇一分為二。南部的經濟發展模式（所謂「蘇南模式」）大力仰仗鄉鎮企業，留給外資企業的空間不多。昆山則是例外。昆山太小、太鄉下，發展不出活絡的鄉鎮企業，但昆山有目光長遠的領導層。他們看到臺灣投資人帶來的商機，於是把握時機招商。臺商口中的昆山市政府服務周到，總是設法協助臺企蓬勃發展。市政府有一整個辦公室是專門為了照顧臺商、吸引更多臺商而設。這間辦公室的成員可說是把積極寫在臉上：他們知道自己的工作內容，對於將昆山市轉型成外資聚集的中國標竿城市來說相當重要。二○一四年，昆山慶祝第一批學生來到跨國合辦、對全中國與世界各地招生的杜克昆山大學（Duke Kunshan University）就讀，而這場盛事就是昆山努力轉型的一個實例。
無論臺商在中國哪裡落腳，都會形成產業群聚模式──彼此為鄰，各自專精於製程中的某個特定任務，同心協力生產出成品。一個群聚體系的內部並非競爭環境，而是合作環境。數十年來，群聚模式都是眾所公認可以改善產能、擴大經濟規模、使專業分工最大化、讓運輸成本最小化，以及促進創新的途徑。群聚體系藉由共享資金、技術與實用知識，促進了創業精神與能力。為確保最終成品能順利配送，群聚體系內部的財政資源甚至是可以挪移調動的。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點名臺灣為全球群聚發展模式的領導者；學界也同意群聚模式是造就臺灣經濟成就的一大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