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羅並沒有盡興；在牢裡興奮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個慈善心腸的老姑媽代繳了稅金，贖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後，在古老貧窮的東方，有個叫甘地的人盡了興，帶了千萬個人去「立即地抵制」一個不合理的制度。
愛恨分明的紐約最近也出了一個人物。戴著金絲邊眼鏡、很文靜秀氣的葛茲坐在夜車裡，一心想回家泡個熱水澡。四個年輕的黑小子圍了上來，跟他要五塊錢。紐約的人都知道，五塊錢的下一步大概就是頭上五個窟窿。那個臉上有條疤的傢伙上個月才把一支槍抵在一個老女人的脖子上，搶走了一條金鍊子。
但是文靜的葛茲怎麼辦呢？沒有警察來保護，沒有乘客敢幫助──他究竟應該，如蘇老頭所說，做一個守法的受難者；還是如梭羅所說，做一個違法的反抗者？換個問法，他究竟應該任這四個人把他毒打一頓、刺上兩刀，然後到警局報案；或是應該拿出手裡所有的武器打擊敵人，使自己成為法紀的犯人？
戴眼鏡的葛茲在搖搖晃晃的車中站起來，說：
「我給你們一人五塊！」
他連發了五槍。有疤的那個被打中脊椎，半身癱瘓，他今年才十九歲。而葛茲，在家裡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運。
還有個中國人，你或許沒聽說過，叫張系國１。他坐上了計程車，惡司機不但繞了路，還要下車來打架。這位高級知識分子的張博士居然撩起袖子來跟司機當街對峙起來。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來了，卻認為，打架是不應該的，若輪到他，就該讓司機給打傷了，再去告他傷害罪。
也就是說，萬一給扁鑽刺死了，那麼就由未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殺人罪，皆大歡喜。
一個制度無力保護個人的時候，個人有沒有權利保護自己？
就法制的基本原則而言，我們不能容許個人的「執法」。如果每個人都拒絕繳稅，如果每個人都拿起槍來像約翰．韋恩2把「壞人」給「幹」了，如果每個人都撩起袖子來打架；我們或許就回到了原始蠻荒的時代，人人靠一己的齒尖牙利，適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們說，是因為它使齒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個人也獲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為了「個人」，為什麼「個人」卻經常要為了「法」而犧牲呢？對於梭羅而言，政府的存在是為了保護個人的權益，但當他在爭取個人權益的時候，政府反而要懲罰他。對於葛茲而言，他保護了自己──達到了「法」的目的，卻同時也犯了法。只有蘇格拉底那個老頭，他根本就放棄自己、犧牲個人，所以與法相安無事。
當所謂「法制」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個血肉做成的「人」鎖在一方方小格子裡的時候，這個法是不是違背了當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當一個警察要老百姓讓惡人打傷了再去報案的時候，人是不是已經「文明」得糊塗，忘了「文明」究竟是為了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