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法律並未禁止民選公職提前離任或競選其他公職，這並無必要也不可能，很多「落跑」行為其實是現實的必然，但任期既然是對民意的重大承諾，「落跑」這樣例外的行為是否能獲得民意諒解，就要視違反的程度而定，尤其又是集體落跑的時候；一個人落跑可能是情非得已，二個人落跑也許是必要之惡，但八九個人一起準備落跑，那就只能說視民意為無物的驕縱行徑了。
如果現任公職競選其他公職就算是「落跑」，最常見的落跑通常是現任立委競選縣市長的狀況，這個也是各政黨都有、但都不忘拿來攻訐對方的案例，但現任立委改選縣市長通常不太會引起民意反彈，首先，立委本來就是縣市長的儲備人才或接班梯隊，參選的機率相對高，更重要的是，立法院採合議制，而且是採政黨政治的團隊運作方式，少一席立委不至於影響重大政策，選民通常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意即，落跑的候選人可辭可不辭，這一次蔣萬安在市長投票前辭去立委職務，但和他同黨參選南投的許淑華、及民進黨同樣參選縣市長的蔡適應、蔡其昌則一律不辭職，其間都有現實的政治盤算。
但即使是最平常的狀況，「落跑」處理不好都可能引發爭議、甚至帶來民怨，例如，蔣萬安選前辭職，中山北松山這一區順理成章要補選，但接下來林奕華同意出任台北市副市長，國民黨及蔣團隊卻又刻意將辭職日期壓在二月一日後、以避免大安區立委補選，前後有別作法讓蔣萬安之前斷然辭職的氣魄因此失色，如果蔣萬安之前辭職是為凸顯不戀棧，後面的林奕華就沒有多留兩個月的道理，國民黨的計算當然是:為避免大安區藍營選將力爭的難看場面出現，但因政黨利害的考量剝奪大安區選民立委代表，這絕對不是一個具正當性的理由。
台灣這幾年的極端政治，只有更極端沒有最極端，韓國瑜就職高雄市長幾個月就投入總統大選，最後慘遭高雄市民超高票罷免，對於落跑的不滿，民意毫不掩飾的表達；但王鴻薇市議員尚未就職，就登記角逐中山區北松山立委補選，可說是落跑破紀錄，連她自己一開始都猶豫再三，最後雖然還是勝選過關，對王鴻薇個人當然是有幸，但因王鴻薇轉換跑道成功而躍躍欲試的藍營市議員們，可能就思慮欠周了，因為前例除了王鴻薇外，還有韓國瑜血淋淋的例子，民心難測，選民何時翻臉，可能就在一念之間。
應該說，王鴻薇如此極端的權宜性作法，為何還能贏得選舉，其實只建立在一個基礎上，那就是勝選才是王道，而王鴻薇則幾乎是唯一可以勝選的人，所以逼著她非落跑不可；這反映出來的是，民進黨執政以來為了勝選可以不計手段的思維，也深入藍營骨髓，政治文化的惡質化，永遠有向下競逐的巨大潛力；面對愈來愈一黨專制的民進黨，藍營從上到下都已經無法接受敗戰之軍，這個理由成為說服王鴻薇出戰的理由，藍營的論述是：為了政治誠信而讓民進黨勝選，無異於迂腐，這個論點和民進黨向來操作的手法如出一轍，面對有如惡魔、壞事作盡的對手，當然不必顧及基本的政治倫理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