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對方以智，乃至於明遺民相關詩文的研析，余先生稱之為「解碼」或「譯解密碼」（decoding），余先生於此釋之曰：「清初遺民之隱語方式，因人因事而異，系統各別且與當時史事與古典傳統皆密切相關，故又非憑空逞臆所能通解，惟有實證與詮釋參伍以求，交互為用，庶幾有以知古人之言，而見古人之心耳。陳寅恪先生撰《柳如是別傳》，即溶實證與詮釋於一爐而卓著成效者也。」余先生自言在「考證」的目的是古人之心，所謂「詮釋」則在「善解古人之言」，經由《方以智晚節考》，余先生領悟到「考證」與「詮釋」合一的研究方法，並以之嘗試逼近陳寅恪的內心。其後「以偶然因緣，而有《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之作，即以陳先生之法還讀陳先生之詩文，乃益信實證與詮釋殆如兩束蘆葦之相倚不倒。故以方法論而言，《晚節考》與《詩文釋證》兩書實有內在之一貫性。」二書乃成系列之列，可以說是余先生重訪陳寅恪精神面目的溯源歷程。余先生又說：「《方以智晚節考》與《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皆考證之書，然其旨則有超乎一人一事之考證以外者，蓋亦欲觀微知著，藉「個人良知」以察「集體良知」也」，透過一個精密的個案分析，體察一個時代心靈的變動。
眾所周知，余先生對胡適情有獨鍾，論學亦絕非保守一路。然在《方以智晚節考》一書，卻不無自衿的說道：「余孤陋，治思想史仍守知人論世之舊義而不欲墮於一偏，論世必尚外在之客觀，故實證之法為不可廢；知人必重內在之主觀，故詮釋之法亦不可少。」曰「孤陋」、曰「舊義」，但卻「不可廢」、「不可少」，乃有意針窆當時學風之偏廢。然此書之所以「不可廢」、「不可少」，除了研究方法的獨特性之外，在余先生的生命歷程中仍有特殊的重要性值得一探。
余先生自言知治明清思想，啟途於其師錢穆先生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然於方以智之學語多不詳，於海外得若干珍貴文獻（如《青原山志》等）乃能略窺其生平與學術。又於1971 年草創此書時，與楊聯陞共事於哈佛，論學之樂，為生平之最，其中當不乏與撰著此書相關之事。此書出版，大陸方面的回應，余先生特別標舉冒懷辛、錢鍾書、蕭萐父、周一良四人作為聲氣相應的讀者。冒懷辛、蕭萐父兩先生略長於余先生，錢鍾書、周一良則為余先生素所尊仰的前輩。又周一良留美其間，與楊聯陞先生多所往還，亦人所共知，同時余先生也刻意記錄下京都大學島田虔次的一次對話。在《方以智晚節考》以前，余先生也曾歷經思想探索、甚至新舊方法抉擇之類的自我探尋時期。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明末清初的方以智，成為余先生與過去學術傳統聯繫的重要關鍵。中國或西方、傳統或現代、個人或集體，實證或詮釋，全部如泥牛入海，不一亦不異。
最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實錢穆先生《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言及方以智甚為簡略。在〈小引〉中，余先生透露其注意到方以智，乃因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援引多種藥地著作，然多數著作於海外不易經眼。《中國思想通史》以唯物主義思想先驅論方以智，今人多不以為然，其自有時節因緣，無庸多言。無論如何，此書也曾經帶動方以智研究的一波熱潮，值得提上一筆。
《方以智晚節考》一書中最早考訂的諸多結果，余先生屢經改易，唯方以智殉節投水一節殆為定論，僅此一端，余先生便足稱方以智之異代知己。近年方以智相關的史料文獻大量問世。閱讀方以智，正好可以在《方以智晚節考》初版發行五十週年之際重新開始。事之難能與巧合如此，不可以不記。
余英時（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余英時（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
＊作者為中研院研究員，本文選自《閱讀余英時：著作與志業》（允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