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雲漢教授過世，大量親炙過的年輕同仁，爭相為文追思。其中不少人（幾乎如遵循一套公式般）表示，即使與老師對中國的立場迥然不同，更不贊同老師分析中國時，從他早年對民主自由的主張轉向，也仍無礙他們破例懷念老師。
然而，朱教授近十年來豪不忌諱，盡情分析的中國讜論，豈是立場使然？他對中國所處局勢同情理解，無懼詆毀。這樣的坦然令人嫉妒。一妒他高屋建瓴、旁徵博引的理論深度，讓人不敢直視；但更妒他不迴避、不隱藏的自信。
朱教授從數字與趨勢中看到中國的發展，進而推敲其中的文化密碼，是違反民主自由價值嗎？他經歷台灣治理體制的墮落與崩潰，反省民主自由制度難以為繼，不也充滿遺憾嗎？是誰，在對台灣民主的揮霍殆盡，表現濫情的讚賞？
早在民進黨執政之前，朱教授畢生追隨的恩師——胡佛先生——已從中國的治理文化，推敲出台灣民主制度的危機。質言之，一個喪失群體共同性的分裂社會，無法實踐民主自由制度。師生同憂，日後的發展果然如此。
一旦社群失去共同感，則人人擔心受到侵犯，便充滿攻擊性，人人草木皆兵，便吝於互助。朱教授切膚感受胡先生所指出，這時的民主自由淪為鬥爭工具，只用來對想像的敵人制衡，甚至剝奪其權利，卻對自己（人）放縱。
朱教授曾追隨胡先生主張內閣制，正是忌憚總統制造成撕裂效果，會破壞國民相互尊重，刺激統治者及其擁躉，去剝奪政敵的自由權利。這時的民主選舉，是在動員對敵作戰，不是在選政府，無論誰贏，都會製造另一方淪亡的恐懼。
胡先生乃舉文化大革命為例說明，聽命於領袖的紅衛兵，毫未解放，不過是以解放對方為名，遂行敵我鬥爭。同理，台灣的民主自由變成誰有資格當國民的鬥爭。朱教授說的綠衛兵四起，正反映這個群體崩解、民主墮落的時代。
創新繼承胡佛先生的愛中國
胡先生之愛中國，是凜於肉體中國的淪亡危機，為了富強，浸淫西學，畢生致力現代化，鼓吹憲政。但後來發現，台灣殖民歷史摧毀了在地的同群意識。他曾率先引進西學，目睹西學竟一再遭分裂社會濫用，變成壓迫、鬥爭的工具。
痛定思痛的他說，民主化首先是回歸祖國、重建群性的道德問題，故唯有追求統一的台灣，才能重振民主自由。他回憶孫中山對同志的告誡：救中國，不救大清。也就是，超越政權利害，集中心力在群的生存，才能推動現代化。
相形之下，朱教授之愛中國，是在分裂社會的條件下逐漸養成的。對他而言，那是既充滿壓迫，也充滿誘惑；既嚮往西學，也懷疑西學；既屬於中國，也不屬於中國的一種既現實，而又不現實的雙趨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