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全球南方對殖民歷史發動批判，質疑母國事先種下獨立後的族群分裂基因，導致現代化變質，則民主自由充其量是華而不實的海市蜃樓。朱教授在世紀之交就已注意到這股潮流，二十年後更稱之為被「層層節制的自由主義」。
這概念不新鮮，街坊通稱為「鑲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有誰看得懂呢？朱教授別出心裁的翻譯，扭轉了主客尊卑，揭穿自由主義的外來性，更體現出在地社會的能動性與顛覆性。世紀更迭前夕，他對西學已然警覺。
奠定朱教授後半生學術志業的，一是胡先生對西學在各地的分裂社會遭濫用後的反省，二是全球南方探索非西方發展路徑的士氣如虹。朱教授猶駕馭中國崛起的教訓，大規模地歸納評比中外治理經驗，賦予中國無遠弗屆的世界性。
在改革開放所實踐的非西方路徑上，朱教授超越了胡先生面對西學的困境；在台灣分裂社會的壓力中，他傳承了胡先生對群性撕裂的診斷；在中國崛起的世界各地之間，他的高思釋放了胡先生對民族淪亡的肉體危機感。
朱教授所愛的，是對分裂社會充滿了政治啟示、對台灣在世界中重新定位提供了戰略啟示、對反思西方現代化道路具備了知識啟示的文化中國。那不是待宰的肉體中國，而是無窮的精神中國；不是危機，是解藥；不是立場，是靈感。
愛護屬於所有人的中國崛起
各界以「立場」描述朱教授的中國敘事，與其說年輕人透過文字，表現自己對老師政治「轉向」的寬容，不如說是藉由對比他們自以為與老師的差異，來凸顯本身的正確立場，表彰自己繼續傳承老師已經放棄的民主自由價值。
按民主自由的價值，凡涉及立場，由各人決定，旁人無由置喙，所以追思時，當然可把朱教授的立場擺一邊。但既然擺一邊，為何幾乎人人不約而同還要畫蛇添足說，我把立場擺一邊？可見，不能擺一邊的，正是表演追思的他們。
此間的追思文章，往往回憶老師的謙謙君子，溫文儒雅，樂於助己。不這樣回憶，如何合理化他們寬恕老師所謂的中國立場？但把他當例外來展示的這條公式，鞏固了分裂社會的敵我想像。而他，決定用崛起的中國呼喚他們猛回頭。
結果，表演追思的人高姿態地寬恕老師，是在掩飾他們對朱教授敲響的警世鐘，惶惶不安——我們不質問老師，那老師對我們的立場也就無權深究。於是，他們自己如何進入現在的立場？動機何在？有多堅定？都逃避不面對。
換言之，若非他們親炙過朱教授，他對中國的立場就不能擺一邊。一旦遭遇不相識的覺醒青年，就得承受尖酸刻薄而不見饒。弔唁者的寬恕因而不是尊重他，影射的其實是對敵霸凌，但饒你一回的立場自白。
此何以胡先生在生前屢次提醒，民主化是道德問題。痛恨自己文化的統治階層，必造成分裂人格與分裂社會，充斥侵略性、投機性、反覆性。認真面對全部自己，無懼於自己，才能對自己言行有責任感，而民主恰恰就是責任政治。
准此，朱教授所歸納分析的中國，不是他個人擁有的中國，而是一整個時代的所有人都擁有的中國。能將自己的所有，加以愛護，不但能養成自由民主的文化基礎，甚至能把受層層節制的自由主義，昇華為文化涵養豐富的自由主義。
（本文在「全球華人政治學家論壇暨環球兩岸研究會」於2月12日舉辦《朱雲漢教授追思會》上發言，感謝學者王雨舟與郭銘傑提示寫作方向）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