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輕生命消逝了，台灣社會的暴風浪卻才開始。
藝人楊又穎之死，竟然牽動了台灣社會最敏感的對立，這不只是實體與虛擬世界的戰爭，也不只是世代之爭，更不只是新舊媒體之爭，當然更不只是既得利益與無產者之爭，很奇妙的，網路這個虛擬世界，卻承載了台灣「恐懼的總和」，所有的積怨都在此刻爆發。
這是一場混戰，從太陽花運動、到台北市長選舉，都成了網路的原罪，原來只是不同政治立場的對立，現在卻結合了對網路的恐懼，潛台詞是，「你看，害死人了吧」!不分良窳，將網路世界打成蛇鼠一窩。
台灣有千萬人上網，但是這麼多網民的地位妾身未明，如果網路和實體世界可以截然二分，那麼，自居上流的實體世界，對他們心目中想像的網民，顯然是持著降尊紆貴的態度；在這一次戰爭中，所有過於簡化的兩元對立，都隱涵著高下之別，網路世界是盲動的，不成熟的，膚淺的、民粹的。然而，台灣的盲動並非網路時代才開始的；台灣媒體很早就膚淺化了；阮玲玉80年前留下「人言可畏」黯然離世時，網路連影子都還沒有。
「匿名網軍」成了惡貫滿盈的罪人，然而，只要不傷害別人、只要網路可以追蹤，「匿名」何罪之有，就如美國最高法院所說，「儘管讀者及大眾對藝術作品的創作者懷著好奇心及興趣，但作者通常可以自由決定是否要暴露其真實身分。」對最高法院而言，匿名是言論自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就個人而言，如果有人在網路上有個第二人生，如果有人認定網路才是真實世界，對不起，那當然是個人自由，不干別人的事。
網路就像人類所有的科技一樣，其實是中性的，只要人性有善有惡，網路就既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
正因為網路帶來太大的解放，即使那些痛恨網路的人，恐怕也無法忍受沒有網路的日子；網路對人類的解放，不只是資訊的無遠弗屆而已，哲學大師安伯托．艾可曾有這樣的疑問，「如果網路已經存在，猶太人大屠殺有可能發生嗎?」他以曾被伊朗宗教領袖柯梅尼下令追殺的《魔鬼詩篇》一書為例，在過去，一本書只要被宗教勢力判了刑，根本沒有任何機會可以逃過查禁，作者一定被處以火刑，然而在我們織成的通訊世界中，不但魯西迪活下來，他的書也沒有消失。
博學的艾可舉出羅馬人想出來的「記錄抹煞之刑」，他們的作法是，一個人被長老院通過票決確定判「記錄抹煞之刑」後，這個人在公文書上的名字全被刪除，雕像消失，徹底的在死後被人遺忘；後世的史達林整肅政敵之後，最首要的工作就是將他們從照片上抹除；然而，在網路時代，要如此乾乾淨淨的抺煞所有記錄，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當然，對很多人而言，這並非福祉，芸芸眾生都被織進網路這張大網，不論他(她)願不願意，和「記錄抹煞之刑」相反的罪刑是「無法被遺忘」之刑，年少時一個無心之過，被冤屈的前塵往事，網路都不分輕重的封存，這樣不請自來的資料即使靜靜的躺在浩瀚網路的角落，我們的人生就面臨著惘惘的威脅。
如果說歷史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看起來網路也是在記憶與遺忘中掙扎，然而，不論我們要記憶什?要遺忘什麼?最終仍然必須由個人決定，如果容許政府插手，由政府決定何者適宜、合者不適宜，那麼1984很快就來了。前一陣子的臉書刪露乳照風波，讓我們驚覺，我們離「記錄抹煞之刑」的世界，其實還不夠遠。
在《歷史的反叛：1979年的奇異變革及其陰影》一書中，作者Christian Caryl提到，中國在1978年出現民主牆，在不習於民主的中國，民主上的大字報優劣都有，但有趣的是，品質最好的大字報會留下來，那是一個民主機會尚未被抹煞的時刻，等到中國官方出手，就再也分不清什麼是好什麼是壞；其實，網路就是一個最大型的自由世界，在這個無遠弗屆的大世界中，善惡好壞交陳，但只有經過自由的互動討論，我們才可能從沙中瀝出金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