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成功鞏固他第三任任期的權力基礎後,中國對台的統一策略自2023年開年以來似乎有質變式的轉向。《日經新聞》日前報導,中國政府正積極整理內部和平統一台灣的步調,其中,「第一步是推出一個新的理論,取代『一國兩制』,然後在此基礎上對台灣施加壓力。」 而創造這個能替代「一國兩制」且能說服台灣接受的新和平統一方案的任務,就落在即將出任全國政協主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滬寧的身上。
自從中國於2020年6月在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鄧小平的「一國兩制」作為和平統一的方案,在台灣已毫無市場,因為台灣內部普遍認為香港施行一國兩制的下場便是一國一制。此外,從那刻起台灣社會對於中國的任何正式承諾,即使是白紙黑字寫下來,再也無法全然相信。因此,香港國安法的頒行大幅增加兩岸未來能成功達成和平協議的難度。
在中國緊鑼密鼓研擬新和統方案的期間,台灣各界應該殫精竭慮、集思廣益,主動提出自己的想法與提案,一方面積極凝聚台灣內部的共識,另一方面消極影響王滬寧規劃中的方案。民進黨因為反對中國的一中原則,所以在兩岸會談始終無法跨出第一步,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應該嚴肅面對此議題,開始作廣泛深入的思考。國民黨執政時雖然成功建立與中國官方會談的管道,但在馬英九政府時期,採取先經濟後政治的原則,所以政治統合議題並無觸及。過去幾十年來,民間偏藍意見領袖提出和平統一下各式各樣可能的兩岸政體架構與政府治理原則,如一中兩憲、一國兩府、一國兩區、一中同表、一中屋頂、中華邦聯等。這些提案在台灣內部或因陳義過高、缺乏可執行性,鮮少激起共鳴甚至廣泛討論,也大都被中國以違背一中原則的理由明確拒絕。
除了在具體內容有明顯岐異,兩岸協商和統方案的最大阻力在於彼此的互信基礎極為薄弱。中國懷疑台灣陽奉陰違,表面上同意統一,骨子裡則虛與委蛇、敷衍了事,甚至暗自掣肘、徐謀台獨。另一方面,因為中國政體仍然人治重於法治,居於談判弱勢的台灣,對中國的任何正式承諾,必然是半信半疑,尤其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益發如是。
如果兩岸最後能夠成功協商出一個和統方案,此方案的內容必須滿足雙方的底線要求,同時在機制設計上能解決彼此互信脆弱的問題。中國對此方案的底線是兩岸政治實體最終統合為一個中國,但過渡期間兩個政府的治理制度可以各行其是。台灣的底線則是在和平的前提下,永久保持今天所享有的公民自由與人權。也就是說,如果有一個機制可以保證台灣人民永享現有的自由與人權,台灣社會是很有可能接受回歸中國的安排。所以,兩岸和統方案重中之重的挑戰就是如何提供這個保證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