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機場的破壞情況後，我打電話給幾條街外的美聯社辦公室，我同事艾德・懷特（Ed White）接了電話。他和分社社長喬治・艾斯伯（George Esper）為了跟紐約本部保持電傳通訊，整晚沒睡。
懷特告訴我，美國大使確認機場的損壞狀況，跑道大概也不能用了。美方的策劃者向來打算用空運方式接走數以千計處於劣勢的越南盟軍，如今他們該怎麼辦？
過了沒多久天色更亮，我從飯店樓上的陽台清楚看見機場上空籠罩的濃濃黑煙，簡直像是裹屍布一般。幾個同事也都看見了這一幕，我們所有人都清楚，我們看見的是正在我們眼前開展的歷史現場。
當天空明亮起來，我們看到了越南空軍的運輸機、加拿大哈維蘭公司的「馴鹿」（Caribou）正好從機場起飛。忽然間，飛機像是從中折斷、爆炸一團火球，殘骸散落地面。這個可怕的景象讓種人陷入沉寂，我們看見第二架飛機以相同的方式起飛，然後遭受相同的命運，就如同第一架飛機一樣，成為地面火力的當然受害者。由此看來，任何人今天都無法從機場離開了。
在美國大使館，大使葛拉漢・馬丁（Graham Martin）仍搞不清楚狀況，認為他會像許多越南人一樣在共產黨到來之前撤離。他堅持要自己檢查機場的碎石跑道。在這場戰爭後，馬丁可能會告訴我：「我們沒辦法親自跟運輸機一道，對我來說這根本沒有意義。我要自己檢查、做出我自己的判斷。我們可能讓5千或1萬人離開。」
到了機場，馬丁發現在燃燒建物之間有一條可用的跑道，但並不安全。他擔心重演過去在峴港與芽莊機場的大恐慌，數以百計的絕望民眾跟軍警大打出手，因為他們也想擠上即將撤離的飛機。他告訴我：「我決定不冒這個險。我拿起電話，告訴國務卿季辛吉（Kissinger）跟總統說，我們現在已經是方案四（Option Four），要用直昇機接走剩下的美國人，以及盡我們所能地帶越南人離開。」然而馬丁的緊急指示不知傳哪去了，空運在接下來幾個小時都沒有實現。
方案四是「常風行動」（Operation Frequent Wind）的計劃之一，要將人員大規模撤至停在外海的美國海軍船艦。搭乘最後一班直昇機離開的乘客大部份都預先規劃，聽取軍方廣播的訊息走人。西貢周圍一共選定13個直昇機的登機點，體積較小的UH-1 Huey從高樓樓頂接人，體積大得多的CH-53「海武士」（Sea Knight）則在美國國防部所屬建築與美國大使館的空地接人。
那些等待離開者包括一大群報導越戰的各國新聞記者。過去一周有些人認為可能逃不了，準備靜觀其變，但他們的政府希望他們能跟最後一批美國人一起走，因為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我知道艾斯伯打算留下。他在這裡待得太久，以致不容他錯過最重要報導的最後時刻。我也是，我發了訊息給美聯社社長韋斯・蓋拉格（Wes Gallagher），向他解釋我打從戰爭開始就待在這兒，所以值得冒險去記錄戰爭的最後時光。跟我們一道的還有麥特・法蘭喬拉（Matt Franjola），待在越南好些年的美聯社記者。艾斯伯也發了訊息給他的老闆「請你重新斟酌」，而蓋拉格也准了。我們三人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