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曾經的媒體人，現在再來重溫書中關於程益中和《南方都市報》的描述自然特別唏噓。 2003年，《南方都市報》關於在廣州收容所中死亡的大學生孫志剛事件的報導，引起轟動。公眾在互聯網上表達不滿，一些法律學者上書人大，最終推動了國務院廢除收容遣送條例。整個過程，開始出現了中國公民社會的雛形，並且在之後的很多公共政策的指定和修訂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很快，這份報紙的多名主管，包括程益中遭到打擊報復而遭遇牢獄之災後，所幸當年，輿論的嘩然最終使得局勢出現了逆轉。
這讓我想到十年後的《南方週末》事件，南周的一些採編人員抗議新年獻詞遭到廣東省委宣傳部的干預。儘管事件也得到了公眾的呼應，甚至在報社門口出現了舉牌示威的人群，最終事件並沒有向著採編人員和公眾的期待方向發展，相反，報社的編輯自主權被大大削減。而這並不僅僅是南方系媒體面對的現實，從我自己，到身邊不少曾經的媒體同行，都已經放棄了堅守這個我們發自內心熱愛的行業，唯一能做的，就是試圖用其他的方法，在其他的領域，延續理想。
《南方都市報》總編程益中說："我喜歡我的工作,它符合我的理想與價值觀,我覺得我是在做一件大事。" 程益中（左二）與《南方都市報》的編輯們一起。
當然，書中的一些人，十年之後，他們的境遇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工人群體，如果說十多年前他們面對的是生命安全的問題，那現在，他們依然面對的是被資本剝削的常態。在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富豪們，如果他們的官商勾結的對象沒有出現問題，這依然是一個最好的時代。
我是聽朋友提起，才知道，這本書出現在剛剛結束的香港書展，不出所料，出現在香港所剩不多的獨立書店，田園書店的攤位。在過去的十年，香港的媒體和出版業也在變化之中。除了和全球一樣，因為市場的原因而出現的萎縮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政治原因。
紅色資本的流入和壟斷，不斷擠壓獨立媒體和獨立出版社，獨立書店的份額；而銅鑼灣書店事件，則產生了寒蟬效應，讓出版業以及書店業者開始了自我審查。首當其衝的當然是和中國有關的政治書籍，僅管在我看來，這本書只是忠實的記錄了當年的新聞事件和新聞人物而已，但是今時今日，在很多人的眼中，只要一本出版物中提到某些人的名字，那這本出版物本身，就顯然不合時宜，很有可能為止惹來麻煩。而在這本書中，曾經在中國媒體上屬於被正面報導的人物，此時已經變成了敏感詞，比如流亡到美國的盲人律師陳光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