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外交該怎執行？
克魯斯稱，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在伊朗有主要利益，即留住《伊朗核協議》，防止伊朗發展核武，因為會威脅到全球，特別是以色列的安危，其為德國採取行動的「政治事由」（raison d’etat）一部分，所以當伊朗女性示威時，西方國家只是譴責伊朗迫害人權，之後又恢復往來。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s beginning to sound an awful lot like virtue signaling to domestic, rather than foreign, audiences..." https://t.co/e2aTX6qSMX via @opinion @ABaerbock
— Andreas Kluth (@andreaskluth) March 5, 2023
克魯斯強調，如同1995年時為美國第一夫人的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向聯合國表明「女權即人權」，各國外交政策應把女性遭受的迫害及不平等納入考量，只是人權也涉及族裔、宗教少數群體，還有生活受到氣候與戰爭波及的人民。他提問，既然女性主義外交要協助所有弱勢族群，又為何要冠上女性主義？
克魯斯說，若以強硬方式執行女性主義外交，恐怕會適得其反，像是瑞典曾抨擊沙烏地阿拉伯女權紀錄，結果沙烏地和瑞典關係冷凍約1年，當雙方恢復往來時，沙烏地女權沒有任何改進。他認為，女性主義外交形同落入所謂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之爭當中。
克魯斯指出，從修昔底德（Thucydides）到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到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等現實主義者，「他們相信外交屬國家利用政治算計來得到利益，與道德問題無很大關係」。理想主義者則認為，外交不單要接納道德規範，甚至是重心。
克魯斯表示，格勞修斯（Hugo Grotius）到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即屬理想主義。「瑞典已理解，德國仍須學習的是，外交政策必須在利益和理想、權力與良知、同理心等兩極找出持久的平衡點」，他寫道，「這就是為何（美國）國務院不常加上標籤。如果堅持要為外交政策加上形容詞，就要『夠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