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政治體系次優化的另一個深刻明證，是中國持續缺乏創新和發明。對於研究過帝制中國社會經濟和文化史的觀察者來說，這當然不足為奇，正如我在本書的前傳《中華秩序》中試圖呈現的。從13世紀晚期的宋末到19世紀晚期，整個中華世界在數百年內基本上都毫無創新。在強加的西發里亞式體系下，中國人迅速向西方學習，並開始產生自己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中華民國短短的三十年裡，雖然烽火連天的內外戰亂始終不斷，卻孕育出許多一流的華人學子和學者，後來在許多科技領域卓然有成。這些科學家大多接受了西式教育（在中國或海外），主要在西方或西式的實驗室、大學和工廠工作。自1957年以來，已有9位華人獲得諾貝爾科學獎——其中7人在中華民國長大並接受基礎教育，只有1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完成其獲獎工作。
20世紀初以來，無數中國境外的華人為人類科學技術做出了巨大貢獻。亮點包括王安在個人電腦方面的開創性工作、何大為對愛滋病的創新治療，以及楊致遠對雅虎（Yahoo!）的獨創性共同創辦。在有益的世界秩序下，只要有合適的社會政治制度，顯然華人在個人素質和文化上，與其他任何民族一樣具有才能、創意和創新能力。
然而，在中共掌權後，中國的創造力和創新的發展戛然而止，中國的社會政治進展和國際融入也就此脫軌。中國人的創造才華在中國大陸被系統地壓制了七十多年，帝制時代漫長的創新乾旱再現，儘管中共為其接連不斷的「引領世界」運動投入了大量資金。中國文化裡的偽學問傳統和反智主義（嚴格受控的學習，一切只為了科舉），以及統治者精心打造的愚民政策，在毛澤東時代也達到頂峰。例如在1960至1970年代，有多起「批判愛因斯坦」的政治運動，以及打倒古典音樂和美術的階級鬥爭。這種反科學和反文化的政策，在毛後時代的中國只是部分緩和了。可想而知，除了透過無數人的喪生，證明毛澤東主義的經濟政策和政治治理的完全荒誕和災難性失敗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人類提供的科學知識實在很少。然而，就是這個寶貴而有力的教訓，在中國仍然被強行掩蓋。
如前所述，迄今只有一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獲得過諾貝爾科學獎：屠呦呦（生於1930年）是2015年諾貝爾醫學獎的共同獲得者，因其在四十多年前就抗瘧複合青蒿素的研究取得的成果。屠的成長歲月和接受基礎教育的年代，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她因不關心政治的「誠實」，而被中國當局典型地邊緣化且不得認可。正如我在《中華秩序》所報導的，中國自己的研究人員已經證明，在秦漢專制統治下，兩千年來中國人在科學技術方面極度缺乏創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