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把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界定為為世界提供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之外的另一條可走的路；但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的諸多中國領導人根據資本主義西方的思維重新界定「偉大」。目前的策略強調生產力、利潤、積累；從開發中世界取得原物料；買外債。中國的強勢發展計畫，在國內外都可能招來怨懟；於是，在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期間（二○一二～迄今），對異議分子的思想審查和逮捕增加。北京當局壓制新疆的維吾爾穆斯林，包括把大量漢人移入新疆以趕走當地居民、高科技監視、把兩百多萬維吾爾人拘留在「再教育」中心。值得一提的，陸上一帶一路的主動脈貫穿新疆。
中國的經濟力量，要歸功於其龐大人口的勞動力和創造力得到釋放，以及要和當今全球經濟的供應鏈接合——其實應該說要支配全球經濟供應鏈——的戰略性決定。經濟史家如今把晚近中國（和二十世紀後期以來其他東亞經濟體）的成就，視為近世東亞「勤奮」習慣和「勤奮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s）的翻版。在這個觀點下，勞力密集的農業、家庭手工業和紡織品生產，得到興旺的地方、地區商業市場和信貸網絡支持，代表了歐洲資本密集型工業化之路以外可走的另一條路。這兩條路都源於偶然因素―土地和能源的相對較易取得、戰爭的迫切需要―而非源自西方文明相對於亞洲文明的任何固有的優越性或劣等性，或非源自資本主義的任何常態性發展。批判性政治經濟史強調歐洲人的帝國使用多種種族、貨幣方面的策略來積累資本，這些策略——黑奴、金銀、鴉片、炮艇——係促成新興全球經濟出現分流的最重要因素。本書致力於說明與華人問題有關的政治活動，如何是十九世紀中西「大分流」的一部分。
長遠審視種族、貨幣的政治經濟，也促使我們從世界史的大視角思考全球經濟改變。帝國興衰起伏，一個全球性霸主隨著另一個全球性霸主興起而沒落，過程鮮少平和。這些過程彼此部分重疊，而新權力中心的興起並非注定，而是取決於多個因素。
但大英帝國已成昨日黃花，而美利堅世紀走不到百年。中國的策略係打造一個全球經濟的亞洲中心並從該中心往外移動，但中國會不會在二十一世紀成為新的全球霸主，仍在未定之天。或許較有可能的是，沒有哪個國家會稱雄，全球經濟會繼續以多極的權力分配（美、歐、東亞）為特點。
隨著歐盟和東亞在全球貿易裡的份量自一九九○年代起日益升高，美國在世界GDP所占的比重下滑―從一九八五年的三成五降為二○一八年的兩成四。但美國GDP仍是首屈一指。同樣重要的，美國在全球分工裡依舊支配價值鏈的高端（科學和技術）。中國的成長大體上來自其為西方的消費者製造商品，即處於殖民地和開發中國家的傳統地位。誠如經濟學家伊莎貝拉．韋伯（Isabella Weber）所指出的，每部 iPhone 手機背後都載明：「設計於加州，組裝於中國。」於是，中國欲在價值鏈上更上層樓的作為，係美中經濟競爭裡的熱點，由中美在華為和5G技術、人工智慧、中美科學家間的研究合作方面的爭議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