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在意的點始終在於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修正主義的俄羅斯本身，以及偏執狂妄、一心恢復蘇聯光榮的自戀普丁。可這些說法本身不能解釋為什麼俄羅斯選擇在「此刻」入侵烏克蘭。米氏並非沒有考慮這些因素，他把這些理由歸於「誘發原因」（precipitating causes），意即基於莫斯科生存空間受持續擠壓的「深層因素」，再加上述那些元素作用才誘發侵略。很多媒體與評論在批判米爾斯海默時，都忽略他這些考慮。
同樣的卸責，在美中臺三方也出現一樣現象，將北京的侵犯歸罪到習近平本身對歷史地位的追求、第二個百年與偉大復興中國夢實現的癡想，而忽略結構有限，現任強權與崛起大國在權力劃分下取得妥協。權力的過度逼迫，輔以意識形態、政治制度、領導人特質等問題催化，終將使華府難逃自毀反噬。太平洋夠大，但逐漸難容兩個偉大的國家。
臺灣問題是美中關係的結構因素還是誘發因素？看起來兩個都成立，缺乏戰略自主性而與華府處於某種程度的類結盟，對上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加上位處中華民族跨到偉大復興的第一道檻之時，又遇上意識形態、政治體制對抗的最前線，同時還有臺獨聲浪、美方不時造訪、北京日益頻繁的軍事騷擾。結構與誘發交織作用，已經不是妥協或克制能簡單釐清的問題，也難怪米氏只能悲觀「向臺灣說再見」（Say goodbye to Taiwan）、甚至讓「臺灣安息吧」（RIP Taiwan?）。如果理解結構組成，就知道臺灣所處環境有多複雜凶險。
攻勢現實主義畢竟是結構現實主義的一支，更是眾多國關理論的一角，有其本身預測的缺陷與不足，應用其他理論會有不同解讀。「結構」與「誘發」提供的是一個回溯戰爭爆發的框架及行為過程，旨在提點世人不忘歷史教訓，而在新格局中避免落入結構佈下的舊陷阱。是歷史與人類集體行動的借鏡，更多的辯論有助於全面解析。
但如果僅是因為攻勢現實主義的自省與對西方本身的批判，就反而評其為非主流價值的政治不正確，而缺乏深入解讀。那恐怕只會像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歐洲研究所(European Institute)所長圖茲（John Adam Tooze）所評論的，這些批評與憤怒，更多是反映了自由主義觀點對於西方無法阻止俄羅斯的挫敗。
蘭德公司今年1月底發表《如何避免長期戰爭：美國政策和俄烏衝突走向》（Avoiding a Long War: U.S. Policy and the Trajectory of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指出俄烏戰爭長期化對美國長遠利益不利。俄烏談判時，烏克蘭應該妥協，放棄入北約維持中立；同時美國要確保維持對戰後基輔的支持，引起西方輿論譁然。蘭德和米氏對於戰爭核心因素的設定一樣：犧牲的必須是烏克蘭，而不是喪心病狂的普丁。大國結構下，必須向小國說再見，這種說法顯然政治不正確，也當然就被臺灣忽略了。
＊作者為軍事評論員，自由作家，本文原刊《奔騰思潮》，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