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號的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年鑒(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刊出了一篇Thomas Bisson所寫的文章,作者是當時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的資深研究員,文章的標題為美國貿易與日本侵略(American Trade and Japanese Aggression),文章引用了美國與日本的貿易數據說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是建立在從與美國貿易得來的的大量物資上,例如石油和各種用於製造武器的金屬,作者認為從貿易的角度來看,美國應該被視為日本對華侵略的合作者(The scop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Japan, both on the export and the import side, makes this country a partner in Japanese aggression.),要不是日本的戰略判斷出現偏差發動珍珠港事變,華盛頓方面沒有興趣對日本施壓阻止戰爭,即使中國戰場如火如荼死傷無數,美國與日本的貿易依舊如故(business as usual)。
由於二戰後日本與台灣都是在美國扶持下重新建立的政權,美國在日本侵華戰爭中扮演的角色不為公眾所知,而配合冷戰時反共的需要,美國被描述成自由的燈塔,美國史被簡化成個體爭取自由的線性發展,美國作為世界體系中唯一的自由者被視為理所當然,美國就像自由女神一樣,一身潔白不染塵埃。這個形象的建立正是戰後英國首相丘吉爾曾說過的未來的帝國是觀念的帝國(Empire of Ideas),通過對觀念的調度安排,美國一路走過的斑斑血跡泯滅在海外對美國的想象中。
在對中南美洲超過三十年所谓的香蕉戰爭中(1898-1934),美國為了貿易的利益和鞏固地緣政治的優勢,陸續侵略了幾乎所有中南美洲國家,佔領了其中六個國家超過三十年,海地無疑是其中最可憐的,作為第一個宣佈獨立脫離殖民宗主國的國家,在海地的歷史上被來自北方強大的鄰國佔領了三十年實行強制勞動的經濟體制,在美國離開後依舊沒有擺脫殖民的夢魘,選舉式的民主制度使得殖民者在後殖民時代依舊可以隱身在政治之後遙控,一旦稍微反美的領導者出現,所謂的公民社會與國際NGO便開始發動輿論攻擊和操縱政變,這種政治變動在二戰後的拉美國家(除了古巴)反復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