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然，法律如胡錫進所言「並非是絕對的」，斟酌具體案情之不同，法官具有一定之裁量空間；但既然立法者是考量個案正義而賦予法官裁量空間，自亦僅能由法官在其裁量範圍內，衡酌案情來做判斷。即使依照胡錫進所言，一切仍須依法而行，但《措施》至少是在要求，在解釋法律條文時及在法律賦予的裁量空間內，只要有「不捕」、「不訴」、「不判實刑」的「可能」時，檢、警及法官就必須做出這樣的決定。因此，無論如何辯解，《措施》都已侵犯司法獨立性及剝奪法官裁量權，行政介入司法的意圖昭然若揭，顯已違反憲法權力分立之原則。
使檢察官為政策背書
再者，現代法治國家原則上禁止私刑正義，也就是私人不能以武力鬥爭自行解決刑事案件，由國家獨占刑事司法；在此前提之下，作為補償，國家即同時具有追訴犯罪的義務，以避免犯人任意侵害他人權益[8]。依此思考，除特別考量被害人特殊利益之告訴乃論罪外，國家即應對犯罪做出追訴；也因為如此，檢察官對於犯罪之起訴，有所謂「法定性義務」存在，也就是無論是發動偵查與否或提起公訴與否，都必須以法律規定為依歸。
一般認為，檢察官應作為法律的守護人，故除追訴犯罪外亦要避免國家濫權侵犯人民權利。因此，雖然檢察官並非獨立的法官，但也非一般的行政官，具有「司法官署」的性質，有一定的自主權。即便依照檢察一體，上級對下級有指令權及指揮監督權，但此亦僅限在統一全國檢察官追訴與裁量的基準，且在此之「上級」仍以在檢察體系內而具有檢察官身分者為限（一般而言是檢察總長），其他行政機關並無插手餘地[9]。
《措施》顯非檢察體系中上級檢察官為統一追訴標準，而依檢察一體下達的指令；這樣一個只是為了「支持民營經濟發展」而發布的政策，卻企圖指揮檢察官「不逮捕」及「不起訴」，使本應奉行「勿枉勿縱」的檢察官在執行職務的同時，卻要受迫為政策背書。因此，《措施》顯已越權侵犯檢察官之自主權，更有讓檢察官無法遵循法定性義務的風險，與刑事訴訟之基本原則相悖。
相關概念不應只適用於經營類犯罪
最後，即便假設《措施》以及官方的澄清，都只是立法論上的討論，因此沒有行政權越權的問題；但所謂「對民營企業家…」的內容，仍然是違反了憲法上的平等原則。中國官媒及胡錫進在解釋《措施》並未製造企業家和普通人的不平等時，所採用的論述為：「這一政策只適用於經營類犯罪，企業家涉嫌殺人、強姦等暴力犯罪的並不適用。」問題在於，從人權保障的角度出發，所謂「少捕慎訴慎押」或「刑法謙抑性格」的概念，應是在整個刑事法領域都須嚴格適用的基本原理，而非只適用於經營類犯罪的特別條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