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張愛玲
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汪政權時期，張愛玲在上海寫小說而一舉成名，當時著名的文藝評論家傅雷曾以「迅雨」筆名，寫文章推崇張愛玲。他認為張愛玲的作品把情欲和命運的交織，描寫得淋漓盡致，又對小說中人物有深切的憐憫，她的小說在結構、節奏和色彩上都有極高的成就。也有左翼的文壇前輩規勸她最好「韜光養晦」，以待「河清海晏」。可是篤信「成名要趁早」的張愛玲並不領情。
大陸易手後，張愛玲曾在上海待過一段短時間，也應上海宣傳部長夏衍之邀，參加了上海第一屆文藝代表大會。張愛玲身穿深灰色旗袍，夾在幾百位穿列寧裝的作家同志之間，顯得相當突兀。她也嘗試過寫「無產階級」的故事，寫了長篇小說《十八春》和「舊社會」的婢女《小艾》，但並不成功。對那種講典型、套公式的社會主義新文學手法，她唯一的感覺是格格不入，無所適從。
借著小說人物，張愛玲倒是敏銳的觀察到：「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憑著小說家的直覺，她很快感到氣氛不對勁，意識到她所熟悉的舊世界，她所瞭解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更大毀壞就要到來。於是她設法出走，有驚無險地去到了香港。
當初期待張愛玲在題材上能夠「改換一下視線的角，放眼遼闊的生命」的傅雷，盼到了「河清海晏」的時代，他自己反而無法「放眼遼闊的生命」。在經歷了反右、文革的一連串羞辱折磨後，傅雷與妻子兩人在上海家中自殺身亡。
革命志士的庇護所
在中國近代史上，租界曾是革命志士的庇護所。鴉片戰爭之後，一位上海和香港洋行的買辦王韜，根據歐遊觀察所見，著書立說，倡言變法。他強調，船堅炮利只是西洋的皮毛，應該學的是船堅炮利背後的一套法律和憲政制度。他的著作《弢園文錄外編》在上海租界和香港大行其道，在中國內地卻是一本禁書。另一位上海洋行買辦鄭觀應出版了《盛世危言》，力陳變法維新應從制度著手。他認為中國人應取法英國的君主立憲，有議院則民志可伸，「無議院則君民之間，勢多隔閡，志必乖違。」
王韜、鄭觀應的書在香港大行其道的時候，有一個醫科學生孫逸仙深受影響。孫北去上海，會見了他所仰慕的這兩位洋行買辦，孕育了他心中振興中華的革命大業。
共產革命萌芽時期的一個學生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蕭三曾回憶，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也是少年毛澤東愛讀的一本書。
這就顯示出租界與革命的關聯了，因為言論和出版自由只有在租界的蔭庇下才能存在。
在清朝時期，國民黨的志士必須在租界內集會，密謀推翻滿清。在軍閥統治和國民黨時代，共產黨的志士也必須在租界內集會，密謀起義奪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