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是在上海法租界內舉行的，擔任會議主席的是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張國燾。不僅政黨的會議必須在租界舉行，就是學生運動的集會，也須在租界召開。五四時期天津學生聯合會由周恩來、鄧穎超領導的核心組織「覺悟社」，一九二零年一月三日在「維斯理堂」地下室開秘密會議時，成員還特別說明會議地點是在法租界內，「因當時中國地區已戒嚴，愛國運動被鎮壓，毫無自由。」
自由誠可貴，但自由只能在租界裏找到。這是因為中國巡警不得進入租界，中國法院的判決，在租界內無法執行，因而才保存了中國革命的種子。
革命雖然需要普羅大眾，但鼓舞群眾使他們敢說敢想敢造反的精英分子，卻往往必須在租界的蔭庇下策劃革命。
沒有租界，便沒有中國的革命。這個看似荒謬的辯證關係，卻是一個歷史事實。
收拾租界的使命
不僅革命志士需要租界的蔭庇，就是文人作家也只有在租界的保護下，才能獲得創作自由。被毛澤東捧為「文化巨人」的魯迅，後半生是在上海租界內度過的。
中共建國後，租界不存在了，文人作家也就失去藏身之所。在歷來「運動」的衝擊之下，不甘受辱的，只好投水的投水，自殺的自殺。忍得住羞辱的，也只能灰頭土臉的過日子，更別說創作了。如果說，租界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則這些文人作家當年似乎還能在恥辱中苟延性命，但在沒有了租界的中國土地上，他們卻活不下去了。這說明了什麼呢？
誠然，租界是不平等條約的產物。租界的存在從正面從反面激起了革命思潮，孕育了革命的種子，可是革命成功之日也就是租界的生命結束之時。租界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革命志士亦須完成收拾租界的使命。這是一個必須兌現的民族主義諾言。
在抗戰結束之前，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部長宋子文就照會英國駐華大使，聲明中國保留收回九龍租借地之權。中共建政後，本著「暫不收回，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使香港得到了續命湯，成為中國碩果僅存的最後一個租界。
租界在中國大陸成為歷史名詞後，港九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膨脹。
一九四五年，港九人口只有六十萬，一九五三年已超過兩百萬。從一九八二中英談判，經過八九／六四，到九七「大限」期間，香港陸續又出現了一波接一波的向外移民潮，其中不少人是為拿外國護照當護身符再返回香港的。也陸續有大陸來港人員的填補，所以香港人口的波動基本不大。九七後人口仍有繼續上升的趨勢。
無可取代的「價值」
現在又有了新情況。二○二○年初，香港人口仍有近七五○萬人，港區國安法在這一年六月頒佈至今，香港移出人口迅速增加，主要是擔憂「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最常見的情形是由老一輩留守香港，扛起魯迅所說的「黑暗閘門」，讓兒孫輩到外面去尋生路。這也是我們近日在香港機場常見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