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方案的精妙之處，在於兼顧了英中雙方在政治和道德上的窘境，而且表面上滿足了香港市民的需求。不同於英國其他殖民地，香港成為獨立國家自此至終都不是選項，英國人正因如此必須面對道德上的難堪。而他們在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不得不重溫當年大英帝國獲取香港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和手段——儘管這個城市如今已發展為一個繁榮的國際都市。對中國來說，政治上的尷尬之處是提醒了世人，中國多年來遭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煎熬（這種說法不能說不合理），但也提醒大家一個事實：當年大多數的香港公民，其實都是逃離現代共產主義暴政的難民。（這件事必定讓大家停下來思考一下，但那些最為無知、意識型態守舊的中共黨人除外。）
除了身為英國殖民地所須面對的「九七大限」，香港這個城市第二個重要的決定性特徵，就是它是一個由難民組成的社會。一九九二年我到港赴任時，香港人口為五百八十萬，居民來自世界各地，有伊拉克、南亞、美國、澳洲、加拿大、紐西蘭、日本、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非常具有國際大都會的特色，只要看看香港的多所國際學校就知道了。然而，香港的人口除了極少數原有居民的後裔外，主要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第一、二和第三代難民是國民黨軍隊及官員的家眷，以及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中國大陸後逃離上海的商界領袖的親屬，而當年也是這些商界領袖將成衣及鐘錶製造等產業帶來了這個英國殖民地。他們的先祖當年以游泳、藏匿船上、和爬越鐵絲網的方式到達此地，逃避中共對地主的迫害、大躍進、大饑荒（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害死千千萬萬人的政治操作，以及現代中國無所不在、對任何異議人士進行鎮壓的恐怖和殘酷。一九七○年代，湧入香港這個大英帝國主義壓迫下最後堡壘的移民人數如此之多，當局因此推出了「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只要有辦法越過邊境到達市區，找到肯收留的親戚，就可能獲得香港政府核發的香港身分證。這些人來到香港以前，一輩子受了「愛國必先忠黨」的觀念洗腦，這就是中國版列寧主義式「黨國同體」的致命教義！
這座由難民建立的城市，一切確定的事情有終結的一天，雖然人民接受了統治者對其未來所做的承諾，但對此卻不容置喙。這座城市有一個大部分時候都立意良善的政府，但在倫敦的殖民統治者經常給人一種印象，就是他們認為對中英貿易及解決當今迫切問題的全球夥伴關係而言，這個地方只是鞋子裡一顆令人渾身不舒服的小石頭、一個分散注意力的雜念。不過，這個非凡之地、帝國奇葩，還得面對另一個無法逃避的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