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元旦，當日本尚陶醉於珍珠港奇襲的勝利時，外相東鄉茂德即主張應乘這個對日本最有利的時機結束戰爭 。2月5日內大臣木戶幸一拜謁天皇之際，也進言最好乘機謀和平。但是天皇對這時講和並不很熱心，只是在2月10日東條首相拜謁之際，示意其充分考慮不可喪失良機以達戰爭的終結，但是也應充分考慮南方資源的獲得，去設定萬無一失的對策。畢竟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理想，志在獲得南洋資源，才與英美動起干戈來。總之，日本領導階層，無論「終戰」或「講和」的意見，都是在維護日本戰勝所獲得的成果。6月11日，前駐英大使吉田茂，為把握講和的良機，想出派遣前首相近衛文麿到瑞士協商媾和案，並傳達給內大臣木戶幸一，但是被漠視而未被採用 。
在1943年11月27日的開羅宣言中，對日戰爭的中、美、英三國都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但是對於是否保存天皇制的問題，因為怕刺激日本輿論的復讐感情，以及刺激日本人的抵抗意識，都保持沈默避而不談。在戰爭末期，依美國人民的輿論調查，主張天皇應處死刑的佔百分之三十三，主張天皇交付裁判或監禁的佔百分之三十七，主張先將天皇「去勢」然後保存下來的僅佔百分之七而已 。
當時美國的輿論並不偏於天皇保存論，而傾向於天皇廢止論。例如美國著名的評論家羅斯(Andrew Roth)，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在美國海軍情報部工作，他在日本投降之前的1945年7月執筆寫成的《日本的進退兩難》(Dilemma in Japan)一書中，就主張天皇制的廢止，並將廢止的過程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現在的天皇退位；第二階段，以非軍國主義者為攝政而讓幼帝繼位；第三階段，培養反對天皇論者以便廢止天皇制 。又如亞洲專家賴提摩爾(Owen Lattimore)，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後，被羅斯福總統任命為蔣介石委員長的政治顧問，不久又被任命為戰時情報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遠東部副部長，也主張裕仁天皇和男性皇族應處流刑放逐中國 。再如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強斯敦(William C. Johnstone)也主張廢止天皇制，他認為主張天皇為日本安定因素的人，跟反動派或極端的國家主義者同列，如果盟軍擁護天皇，則跟對日本作戰的原則和目的衝突 。
在美國的領導階層之中，主張天皇保存論最熱心的是前駐日大使葛魯(Joseph C. Grew)。他在戰前從1931年到1941年的10年間擔任駐日大使，經由跟日本領導階層的接觸，對天皇及領導階層的「穩健」分子有所期待，為了戰後日本秩序的安定而主張保存天皇制 。1944年5月當美國國務院的「遠東部」(Far Eastern Division)改組為「遠東局」(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時，葛魯被任命為局長。在遠東部時代，部長郝恩貝克(Stanley K. Hornbeck)是中國派(China Crowd)，也是有名的反日論者，他主張戰後要迫使日本去勢為農業國，這樣日本才不能再從事侵略戰爭。相對的，葛魯是日本派(Japan Crowd)的巨頭，他當遠東局局長之後，起用他以前在駐日大使時代的部下，例如拜蘭坦(Joseph W. Ballantine)、杜曼(Eugene H. Dooman)、狄克歐佛(Erle R. Dickover)等日本派。這些日本派醞釀出一種「天皇女王蜂說」 ，說日本天皇如女王蜂，廢止天皇如去掉女王蜂，日本社會秩序必定大亂。1944年5月，國務院的遠東地區委員會起草有關天皇制的草案，主張日本的天皇制可以保存，但是裕仁天皇個人必須隔離到葉山去 。1944年12月，葛魯昇為副國務卿，更能直接參與美國的決策，而推行天皇保存政策。但是國國總統羅斯福的想法是「菊花與劍」都要永久根絕 ，「菊花」代表天皇制的巧妙，「劍」代表武士道的殘酷。換言之，日本的天皇和武力必須永遠廢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