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進一步，有時即使保密信息的當事人沒有以行動拋棄保密的權利，基於司法程序公平的要求，另一造有權要求解密。最有名的案例是美國尼克松總統在水門案主張：刑事豁免權使他有權在證據勘驗時，拒絕提出證據。美國最高法院以8-0 （ 一人缺席），全數通過總統必須提供對造要求的證據。在某一場合，我親自聽到尼克松任命的最高法院院長伯格 （Berger), 不無得意地對中國大陸來訪的法官們說道：⸢尼克森總統是我従小一起長大的朋友。但他對我這個對他不利的判決，從無一句怨言！⸥ 反之，我們的法官對法院及當事人有絕對必要查驗的總統封存的人事資料，卻來個 ⸢於法無據⸥ 的官腔。幾乎連一點對司法監督責任 ⸢正義失靈⸥
（miscarriage of justice) 的愧疚都看不出來（形式法學惡例1）
三， 即使 ⸢絕密⸥，也有同時保密與解密的辦法
我以前批評過教育部封存蔡英文人事資料的荒謬。可是，有一位看樣子是教育部的官員，用匿名反駁：說是因為有評鑒人的身份及評鑒意見保密的必要，否則以後没有人願意再評鑒，已說過上百次我卻不懂云云。實際上，以我以前替教育部做評鑒的親身經驗：有一次在評鑒報告繳交之後不久，被我評鑒的人就不僅知道是我的評鑒，而且也了解評鑒的內容。我不是指控主其事的辦事人泄密 （従其感謝信看來大概不會。而本人自認絕對公正，也不在乎。）。但若以為，所有評鑒實踐上都會像蔡英文1983-4年的資料，被待為絕密，滴水不漏，那也未必。
最重要的是：文件或信息有時也許因揭露的結果，會有損害重大利益或侵害他人合法權留的顧慮，理應保密，一如上述。但是，不論保密條款如何規定，如果法院因司法程序的必要，要求勘驗，本身就是 ⸢於法有據⸥。行政法院怎麽可能做出像賀德芬教授作為一名司法程序當事人，要求教育部解密 ⸢於法無據⸥ 的自宫式的矛盾判決？（形式法學惡例2）
如果真有保密及解密的必要同時存在，為求對請求人的公平，在法律上並非無解。不要以為歐美數百年法治的實踐會被無聊的保密藉口輕易難倒。實務上不是沒有同時在一定的保密之下，做合理解密的可能和機制。例如，法院 （或法院指定的專家）在勘驗之時，可以先不向當事人或外界透漏，（1）自己先行決定資料是否真正有保密的正當性。（2） 如果有，可以只解密沒有絕對保密必要的部分 （例如，只解密 ⸢論文⸥。 而誰稀罕評鑒意見保密？）。（3） 或不向當事人或外界公開，只由法官或鑒定人內部使用 （“in came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