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當後面這種新的就業形態從人數、趨勢和代表性上，逐漸超越了原本「台商外派」的舊型態時，通過管理台商來管理台胞的舊線索就不夠用了；台胞有可能出現在大陸各種企業的任何一個角落，也可能從事比以往只在台商產業鏈裡從事的更廣泛的活動。因此，必須引導、必須輔導，也必須管起來。這就是為什麼這個新的居住證，要和之前推出的所謂「惠台31條」中開放的80幾項職業證照考試資格配套綑綁的邏輯。一方面，大陸開放了台灣人在大陸擁有更廣泛的就業空間，可以應考各類技術性、專業性的崗位，取得本地證照、在本地從事更多業務；與此同時，當你通過這些崗位、這些職業資格，在大陸的社會產生更多影響力，乃至與公權力部門發生更多的博弈關係時，你所受到的法律處遇和行政對待，也會越來越向適用於本地人的規定貼近，離「外賓」越來越遠。
台灣人將不再是「外賓」，從而有新的管理標準
長遠來看，這樣有什麼影響？從大陸方面的期待面來看，這是由培養台灣人對大陸的「經濟認同」、「文化認同」，推進到「制度認同」、「社會認同」的指標性的一步。過去，台灣人願意到大陸來，可能是出於語言的便利、文化的親緣性、或市場遼闊的誘因；爾後，大陸當然更希望台灣人認為大陸的制度在某些角度比台灣更make sense，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遠視的、是符合經濟理性和發展邏輯的。話說，認同要怎麼塑造？
我常常跟大陸朋友說，你讓人參與，才有認同；你更多地參與了本地的公共生活，你才越會把這裡也當作你自己的家。台灣人在台灣如此；台灣人在大陸，亦然如此。隨著越來越多台灣人在陸企工作、在大陸擁有自己的房子，在大陸組建自己的家庭、加入各種行業協會，甚至在企事業單位內擔任一定程度的領導職務、在小區業主大會或行業協會裡被選為代表、理事；或是被納入政策制定或法規制定前的諮詢pool裡、被邀請對某些政府文件或行業規則的草稿發表修改意件，都會越來越經常地發生。一方面，台灣人越來越不像「外賓」，被允許參與進更多本地公共事務的改變；二方面，你在發揮經濟／社會影響力的同時，大陸政府也需要一套新的管理你、跟你互動的準繩和標準。新的台灣居民居住證制度，於焉出台。
最後，台灣這一邊的政府會怎麼辦？台灣政府的反應如何，無疑會很大程度地影響在陸台胞申請這一證件的意願高低和腳步。首先，就看台灣政府如何看待上述的，台灣人越來越多、越來越頻繁地在大陸社會參與公共生活、發揮社會影響力的趨勢。你更多地把上述趨勢，視為一種有威脅性、挖牆腳式的黑雲壓城；抑或視之為一種相對正面的，讓台灣人在大陸介入社會、參與社會，甚至一定程度上引領某些行業或某些領域改變進步的池魚入海？老實說，這兩個性質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更有可能同步發生。至於把哪一個層面的影響性看得更大，更重？說到底，這是一個政治判斷，也能反應一個政權的眼界和襟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