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相較於伊朗，其實中國在北韓擁核事件中的角色沒有一般文獻所述的重要；也因為如此，中國對於朝核問題能著墨之處並不如國際社會相像地多。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一直冀望中國在朝核問題上發揮積極的作用，其實是搞錯方向。當然，歷任中國領導人基於國家發展此一內政考量而消極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也是另一個關鍵。
無論如何，今日的北韓已非吳下阿蒙，而是確切取得了核武能力。對此，國際社會該如何因應呢？過往文獻中陳腔濫調的分析或空泛的建言顯然是派不上用場，但思維嚴謹的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及正視任何一個國家對於自我安全的需求，或可提點世人面對北韓（或未來伊朗）這些新興擁核國家一些指引。早在2013年，學者Terence Roehrig就已在研究中指出，核武是北韓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支柱，不可能被該國放棄。[4]本文則進一步認為，擁核之後的北韓其策略是「恐怖穩定」(stability of terror)而非一般所謂的「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詳言之，北韓是以量少質精但足以確保自身安全的核嚇阻能力為目標。這就意謂著，北韓不會尋求數量上的核武增加，而是一個理性與穩定持有核武作為防禦性使用的行為者。
至於另一個被國際社會關注的伊朗，其未來的核能力與發展有兩種可能劇本，即日本模式或北韓模式。首先，以2015年美、俄、英、法、德、中同意以暫緩經貿制裁換取伊朗自我約束核能力發展的《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JCPOA)來看，[5]其主要目的是防堵伊朗最終取得核武，故而在內容中要求伊朗於2030年之前自行限制濃縮鈾的提煉濃度，並減少濃縮鈾的庫存數量。同時，伊朗必須開放境內的核能基地供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定期檢查。如果伊朗不接受此計畫，則國際社會將繼續對伊朗進行經貿制裁，包括凍結其千億美元以上的海外資產，以及石油禁運及各種金融上的限制。有論者認為，JCPOA是美國有意讓伊朗的核武問題走向日本模式，即有條件地允許伊朗成為一個核門檻國家(nuclear threshold state)。[6]不過，這項可能性已因現任美國總統Trump決定退出JCPOA而告終，未來重啟可能性不大。此外，若考量北韓取得核武能力之後美國與南韓實質行為上的調整，特別是渴望與金正恩會談，此時的伊朗必然更加強化自己應該成為核武國家，而非只是核門檻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