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學者曾用「Chimerica」（中美國）一詞描述中國與美國的合作，那是一種擁抱共生的狀態，而在過去十年裡，兩國關係已經走向了令人不安的相互排斥。現在，華盛頓兩黨達成了一種共識，即深化與中國經濟關係的長期戰略已經失敗。而中國領導層也日益將美國視為存亡威脅。在這兩個國家，任何人若主張採取較為緩和的路線，都會被視為政治上的天真或受到更糟糕的批評。
但這個故事還有另一面。美中相互接觸為數百萬中國人打開了視野，使美國人得以了解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化，以及一個將塑造全球未來的政府，無論其是好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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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這種接觸的產物。20世紀90年代，鄧小平開創了對外開放的局面，我通過閱讀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書，聽卡彭特樂隊（Carpenters，台譯：木匠兄妹），看美劇《成長的煩惱》（Growing Pains，台譯：歡樂家庭）學習英語。作為上海市復旦大學的學生，一個全新的美國研究中心使我能夠接觸到《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和其他美國出版物。我和一些同學如飢似渴地讀著那些出版幾周後才送達的報刊，對獨立的新聞業有了粗淺的了解。
我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國有報紙，工作內容包括熱情洋溢地報導外國企業入駐上海新開發區，或者新建樓宇的非凡高度。這些工作完全是政治任務，但它讓我第一次接觸到了美國商人。我意識到，就像我渴望了解美國一樣，許多美國人對中國也同樣好奇。
我越來越渴望突破國家控制的媒體報導限制，這種渴望將我推向美國。當我拿到紐約大學商業新聞專業的獎學金時，我覺得自己的美國夢就快實現了。然後，在1999年5月，美國轟炸了中國駐塞爾維亞貝爾格勒的大使館，這一事件讓美中接觸面臨危機。在中國，沒有人相信轟炸源於一個錯誤，沒人相信事情如華盛頓所說的那樣，是一個糟糕的地圖造成的。在上海，憤怒的大學生朝著美國領事館投擲石塊，高呼著「血債血償」、「打倒美國！」
我也很憤怒，而且很困惑： 美國現在變成敵人了嗎？我還能去紐約嗎？我給紐約大學教授斯蒂芬・所羅門（Stephen Solomon）發了電子郵件。他是該校商業新聞專業的創辦者，也正是他錄取了我。在郵件中，我質疑美國的意圖，現在想來有點像如今中國的「小粉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