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對轟炸感到憤怒，人們想知道為什麼大使館會成為目標，」我寫道。「就因為我們的大使館代表南斯拉夫的利益，反對北約的空襲？」我重複著中國政府當時的說法。
我的美國教授鼓勵我不要為此失望。「通過實現你成為記者的夢想，」他回信說，「你將有機會越過所有政治姿態看問題。」
轟炸事件最終沒有讓美中接觸脫軌。在那個中國領導人把國家經濟發展置於一切之上的時期，雙邊關係太重要了。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貝爾格勒轟炸事件發生一周後的一次講話中說，中國不會因為這一事件而偏離發展經濟、改革開放的政策。這意味著我可以坐上前往紐約的飛機了。
同年晚些時候，柯林頓政府與中國達成一項協議，為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最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鋪平了道路。這助推了中國驚人的經濟崛起，讓數以億計中國人在隨後的幾十年裡擺脫了貧困。
在紐約，我進入《華爾街日報》實習後留在這裡正式工作。我報導了曾經默默無聞的中國公司如何購買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黑石集團（Blackstone Group）等美國巨頭的股份。我還報導了一個名叫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的房地產大亨如何熱情地接待中國最大國有銀行的董事長，這家銀行在川普大廈租下了一整層。
2010年，我成為美國公民後回到中國，為《華爾街日報》報導中國經濟政策，以及政府的秘密決策過程如何影響普通人的生活。隨後，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來了。2020年春天，美國記者被習近平治下的政府勒令離開中國。這是自毛澤東時代初期以來最大規模的驅逐西方記者行動，其背景是疫情使得美中緊張關係加劇。
2020年5月，我被護送到上海浦東機場的一個登機口，被趕出了我出生並度過半生的國家。15個小時後，當我在紐約甘迺迪機場遞出藍色的美國護照時，一名海關官員對我說：「歡迎回家。」
這句簡簡單單的話讓我淚流滿面。我曾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但在那一刻我意識到作為美國人的要義：你總是受到歡迎，無論你出生在哪裡。美國建立在包容的基礎上。這是鑄造美國競爭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二十年前吸引我來到這裡的原因。
在過去三年裡，美國和中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張，競爭和時而直接的對抗取代了接觸。當美國在2月份擊落一個所謂的中國間諜氣球時，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溝通幾乎戛然而止。
普通美國人對中國的態度也變得越來越對立。安全機構中一些頗有影響力的人甚至批評美企在華經商是「助推美國走向衰落」。曾經湧向美國尋求機遇的中國科學家和學生如今也抱怨針對中國一切事物的敵意都越來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