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季辛吉一樣，作為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的思維、行動，都是在維護美國利益。然而蘇利文欠缺季辛吉歐洲背景的國際視野，以及學院派戰略訓練的深度。因此他的處方「新華盛頓共識」就顯得不切實際。
例如，他提到以工業戰略在國內打下新的基礎。其實包括《晶片和科學法案》、《降低通貨膨脹法案》就像是補貼特定產業政策，效果能否普惠大眾令人存疑。至於所謂「與我們的夥伴合作」卻不是以降低關稅，開放市場，促進貿易往來為主，反而是要求盟友的企業犧牲自身利益，配合美國的戰略目標。並且，他呼籲以「小院高牆」來保護美國基礎技術。對出口中國大陸的最先進半導體技術實施限制，並要求盟國和夥伴效仿，目的是為了去風險化。
強而有力的國際戰略一定是互惠互利的，就像二戰後的馬歇爾計畫以及季辛吉主導的「聯中制蘇」一樣，美國及盟國都能受益，戰略就會自己長翅膀，愈行愈遠。然而美國現今所謂的經濟戰略，卻獨厚本國高科技企業。沒有果實分享的國際戰略，能走多遠不禁令人質疑。
耶魯大學教授羅奇(Stephen Roach)在新書《意外衝突：美中虛假論述碰撞》(Accidental Conflict: America, China, and the Clash of False Narratives)申明，美國對106個國家出現多邊商品貿易逆差，政客卻以虛假論述將責任推給中國大陸，企圖以額外關稅縮減逆差。果不其然，關稅戰三年，對中國大陸逆差微降，但對他國的逆差卻激增。顯然，美中雙邊貿易談判，並未解決美國存在多邊貿易逆差的結構性問題：過度消費，儲蓄不足。
在全球生產高度分工，形成緊密全球價值鏈的今日，羅奇指出咎責中國大陸意義不大。他舉蘋果手機為例。蘋果手機是各國貿易統計與全球價值鏈脫節的經典例子。大多數手機都在中國大陸河南鄭州裝配，再從上海運往美國，出廠成本為每台240美元。蘋果手機每年在美國本地銷售量約六千萬台。美國的貿易統計用每台240美元的成本，來計算從中國大陸進口的那「部分」蘋果手機。這樣一算，美國就有近170億的貿易逆差。但事實上，真正在中國大陸生產過程所產生的價值其實只有8.46美元，占一台手機平均成本約3.5％。從重至輕來排列，一台蘋果手機的附加價值依次來自日本、台灣和南韓的零部件生產，三者大約合占出廠成本的55％。換言之，僅以蘋果手機產品來說，正確的貿易統計對中國大陸逆差就要減少164億美元，而對日、台、韓的逆差要增加93億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