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和「醫療」無疑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最關注的問題。生物醫學科技在近數十年的急速發展，以及相對和平的世界政局，令人類的壽命普遍得以延長，並對健康有更大需求。加上近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醫療服務更成為各國政策的重中之重。然而，對一個社會來說，什麼才是一個「好」的醫療體系呢？
隨著我們對醫學的認識不斷增加和醫療科技的日益進步，醫學領域已變得高度專業化和精細化，也讓今日的醫療體系變得極為龐大和複雜，即使是行內人士亦不容易理解。在香港而言，縱然已連續七年蟬聯全球最長壽的地區，並被評為全球最具效率的醫療體系之一；但一般的討論焦點不外乎公立醫院病房爆滿、病人的輪候時間過長，公營醫護人手短缺和公私營醫療失衡等問題。不過，社會對於如何定義和評核醫療體系、應如何融資等，卻沒有一致的共識。更遑論不同持份者，例如病人、醫護、納稅人、制訂政策和管理公共開支的官員等，出於不同的身分而對醫療體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病人期望得到廉價而高效的醫療服務，醫護人員希望有合理的工作量和薪酬，納稅人希望不用繳交過多的稅項，而政府需要量入為出，要按政府收入來決定醫療開支。這些觀點固然在各自的立場下合情合理，但是它們在人口老化、醫療需求日益增加的實際情況下時常互相衝突，導致醫療體系的問題往往成為社會焦點。
醫療體系與政治哲學
其實不少醫療制度的問題，源於醫療政策背後的管治哲學。例如視醫療服務為社會福利，政府自然承擔起絕大部分的責任和財政負擔；但有限的公共資源，難以應付在人口老化下近乎無限的醫療需求，導致病人輪候時間過長、公營體系醫護工作量過高，甚至增加醫療事故的風險。而當政府視醫療服務為商品、採取用者自付原則，在醫療成本持續上升、長期病患日益增加的情況下，病人的醫療開支往往成為天文數字，令一般人難以負擔。當病人患上癌症或一些嚴重的長期病患，後果往往是傾家蕩產。一個運作良好的醫療體系，理應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避免以上任何一個後果出現。
新加坡醫療體系作為他山之石
自回歸以來，香港的醫療體系一直面臨改革的呼聲。由一九九七年香港政府委託美國哈佛大學專家為本港醫療體系作全面研究，二〇〇八年推出《醫療改革諮詢文件》，二〇〇九年推出長者醫療券，二〇一九年推出自願醫保計劃，到二〇二一年通過《二〇二一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無一不是希望解決香港醫療體系的問題。但這些政策始終未有觸及醫療體系融資等核心問題，在系統性改革上沒有實質進展。同時，社會上有聲音建議仿傚新加坡的醫療制度作出改革。那麼，新加坡的醫療體系有何優勝之處，值得其他地區仿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