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超過兩年的新冠疫情，至書寫之時仍然未有停止的跡象。各國的醫療體系在疫情下備受嚴竣考驗，新加坡亦不例外。然而，縱使新加坡的整體感染宗數接近三十萬，累計死亡個案仍維持在一千人以下，死亡率低於百分之零點三，是全球新冠患者死亡率最低的地方之一，甚至曾高踞彭博（Bloomberg）「全球防疫韌性排名（Covid Resilience Ranking）」第一位。作為一個擁有五百七十萬人口，全球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國家，在傳染力極強的新冠疫情下有如此佳績，實在是難能可貴。同時，新加坡醫療體系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醫療體系排名中名列第六（2000），亦被彭博「醫療效率指數（Health-Efficiency Index）」評為全球醫療效率最高的國家或地區（2020），「全球健康指數（Global Health Index）」評為亞洲最健康國家（2017），遠遠拋離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疫情爆發前的二〇一九年，新加坡的醫療開支預算約占政府總開支的百分之八點七，遠低於香港的百分之十四點六。此外，新加坡的醫療旅遊亦廣受歡迎，不少鄰近國家較富裕的病人都會到新加坡求醫。
不過，正如本書的英文版書名，有一些神話亦需要被解開。雖然新加坡的醫療體系在地區上和國際間都享負盛名，但是當地超過七成人都表示難以負擔高昂的醫療費用。尤其在藥物方面的開支，當地六成八人認為政府應改善藥物價格。付費問題亦令市民在有助預防疾病的篩檢上卻步，例如少於五成的婦女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少於四成進行定期的乳房X光檢查，遠低於令全國篩檢有效的七至八成。新加坡民間對當地的醫療體系亦有不少怨言。
威權政體下的醫療體系
在這樣的矛盾之下，究竟反映了一個怎樣的情況？本書作者林方源教授指出，在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政府管治的背景之下，新加坡的醫療體系和政策深受政府的管治哲學影響。例如統治階層推崇菁英治國，政府便推出各種為高學歷人士配對和鼓勵生育的政策；政府強勢管治的理念，令私營醫療機構只能在政府認為「私營機構可以做得更好」的空間中生存。同時，政府奉行的生產性福利資本主義（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視經濟增長和提升人民生產力為最高目標，醫療體系並非單純為市民的福祉服務，醫療政策亦需要服膺於整體經濟發展及其目標之下。
因此，政府負擔市民大部分的醫療開支被視為降低人民工作的積極性，令市民依賴政府；長遠會影響社會的競爭力，對社會有損。同時，有限的醫療資源會向社會上較有經濟生產力或有子女的一群傾斜，例如他們在使用有限的血液透析椅上獲得優先安排。總括而言，新加坡的醫療融資方案旨在減低市民在醫療開支上對政府的依賴；病人本身需要承擔大部分的醫療成本，政府只提供有限度及針對性的資助（不少需要通過資產審查），在家庭以外，雇員福利、保險和慈善團體志願機構為分擔醫療開支的重要支援。故此，社會上較富裕的階層可以享受到全方位高質素的醫療服務，中產人士可以根據負擔能力選擇所需的醫療服務，低收入人士經資產審查後得到政府資助的醫療服務。而高固定資產、低現金流的退休人士，則難以得到政府資助，需要自行承擔大部分的醫療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