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的工作通常專注於應對來自國外的威脅，比如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或中國對台灣的企圖。但今年4月份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一次演講中，他把矛頭指向了他認為來自內部的一個威脅，即一種在華盛頓的精英頭腦中主導了太久的想法：市場總能有效地分配資本。
蘇利文抨擊的目標正是一些決策人士所稱的新自由主義：信奉自由貿易和放任經濟自由。幾十年來，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上台，美國政府都秉持這一理念。但在蘇利文眼中，這種理論掏空了美國的工業基礎，損害了美國的中產階級，並使美國在氣候變化、新冠疫情和供應鏈方面陷入危險的脆弱境地，供應鏈掌握在敵對國家手中相當於使之成為對付美國的武器。蘇利文表示，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美國需要採取一種新的方略，即「現代美國工業戰略」，將由一個更有權威的聯邦政府來引導投資、工業和貿易活動，從而保障中產階級和鞏固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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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總統大選以來，拜登的團隊一直試圖為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提出一套統一的理論。蘇利文最近講話的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認為拜登的國內目標和以應對中國威脅為重點的外交政策構成一個整體。這是迄今為止對於所謂拜登經濟學的最明確解釋。但這個新觀點也揭示了美國政府決策中的一些盲點和矛盾之處。
根據蘇利文過去幾年所寫文章，以及對與他和拜登關係密切的人的採訪，可以提煉出拜登經濟學的三大支柱。
首先，經濟成長重質不重量。蘇利文在他的演講中說，過去的觀點是「所有的成長都是有益成長」。無論成長是來自美國表現出色的金融領域，還是來自其他國家名列前茅的半導體生產領域，都無關緊要。如果較低的成長率意味著收入中位數上升、不平等減少以及在對國家安全或環境至關重要的領域增加國內投資，那麼拜登經濟學含蓄地表達了願意接受較低平均成長率的意思。
其次，自由放任主義退出，產業政策就位。市場分配資本是為了實現私人投資者的最高回報，但正如拜登經濟學認為的那樣，市場不會考慮氣候變化、脆弱的供應鏈或地緣政治脆弱性等問題。這就是德國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達到危險程度和中國主導諸多關鍵礦物和藥品原料供應的原因。
為了糾正這些市場失靈問題，拜登經濟學力爭通過規則、補貼和其他干預措施將私人資本引向拜登政府的重點發展領域。蘇利文和他在歐巴馬（Barack Obama）及拜登政府時期的同事Jennifer Harris在2020年發表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倡導產業政策曾被認為是一件令人尷尬的事情，而現在應被看作一件幾乎顯而易見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