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會已經提出來了，我和穎彤商量後決定接受。這對她來說是很大的犧牲，那時她當家庭律師的法律事業已經起飛，我們和十幾歲的女兒們幸福地定居在倫敦。一如既往，她以個人代價支持我，我們的婚姻從來都是這樣。在香港時，她努力領導過去因當地文化原因而鮮少受到公眾關注的慈善機構，包括臨終護理、街童、娼妓、智力障礙和愛滋病組織。
我對於香港和中國並不是完全陌生的，我第一次去這個殖民地是在一九七九年，當時還是個年輕的後座議員。回來後我給《衛報》寫了篇提倡在當地引入政府選舉的文章，引起了時任港督的不悅。麥理浩勳爵是位嚴厲的酋長，認為解決民眾政治壓力的最佳方法就是房屋和福利，於是以猛烈的精力和決心推行各種大計，還得應付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潮。他是位聰明人，不是任何人的傀儡，在他擔任港督時有這麼一個說法，就是他和馬耳他總理明托夫（Dom Mintoff）是外交部最不受歡迎的兩個人，這正好充分說明他思想有多獨立。但他對任何人想要透過民主來管理自己事務的願望，就完全沒有興趣了。他是個文明而不屈不撓的蘇格蘭人，認為自己知道甚麼對香港最好，也認為自己最能好好處理香港與北京的關係。回歸前十八年，他主動向鄧小平明確提出九七年後香港地位的問題，這步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出倫敦內閣的意見，我從來都不完全清楚。我喜歡他，畢竟他又是一個喜歡乾馬天尼的貝里歐人，但對於他如何看待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民主改革訴求，我從沒抱有任何幻想。不過麥理浩不像某些人，他並沒有試著要說我壞話或在背後捅我一刀。
我也去過中國幾次，尤其是在擔任海外發展部長期間。我參加過一九八九年五月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的會議，在那邊待到鄧小平和其他共產黨老領導派坦克車鎮壓天安門廣場和其他地方的示威者前一個禮拜。
在會議期間，廣場和其他公共場所都擠滿了示威者，氣氛就像一個自由民主為題的格拉斯托藝術節（Glastonbury Festival）。我從未感覺過自己如此接近歷史誕生的一刻，這種感覺以後也不再有過，但可悲的是，事實證明這是段錯的歷史，過程中我只扮演一個極微小的角色。
參加ADB會議的高級部長們應邀和有意改革的黨總書記趙紫陽會談，我們圍坐著，禮貌地問有關農業改革和市場力量在華角色的問題，心裡卻想著外邊街頭發生的事。最後，經過大約一個小時有點超現實但行禮如儀的交流之後，我問了人人心中的問題：外面發生甚麼事，將如何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