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不論習主席怎麼想，它的民主故事遠遠未到終章。香港民主史上最奇特諷刺的事情是，一九九二年工黨在英國巴芙選區兵敗如山倒，卻令該市的敗選國會代表成為英國最後一個主要殖民地的最後一任總督。
多年以來，保守黨在巴芙的優勢來自於反對派的工黨與自由民主黨票數分散，不過在一九九二年，工黨選民捨棄了紅玫瑰並策略性地投票送我走。鼓勵他們的是由超市大亨千萬富翁盛博理（David Sainsbury）資助的競選工程，它昂貴而有效，而他本人後來也當上了工黨部長。
我有段時間還對這種屈辱感到痛苦噁心，在我的競選活動中辛勤努力的妻子和女兒也對競選的齷齪和它的最終結果感到震驚。但這就是政治。如果你期待戰車輪前會鋪好花環和花瓣，那麼你就一定會得到粗暴但有益身心的衝擊。我曾經領導過就全國而言相當成功的大選工程，但正如將軍在凱旋時隨行奴隸的低聲呢喃：「記住你也不過是終有一死的凡人。」
好在我早已預料到這個結果，甚至已經告訴過首相馬卓安他整體上會贏得大選，但我就會失去自己的議席。不過我沒有因此變得好受，在最好的時刻我也傾向悲觀，而我覺得馬卓安認為我在誇大當時的困難。但無論如何，在選戰之前和大選期間，我都有大量時間思考如果落敗了的話會想做甚麼。
最後當這個結局真正來臨時，我雖然獲邀在上議院繼續政治生涯，但我不感興趣，而空降去一個很快就懸空的選區參加補選也不是特別吸引的選擇。他們有想送我一份大禮，建議我去肯辛頓（Kensington）和車路士（Chelsea），但我又覺得不太體面，而且對妻女又會加上不公平的負擔——那種偶爾變得惡性的競選所生出來的壓力，她們在巴芙已經面對夠了。
有些人想我走這條路，或至少留在政界，在舞會站著如嘍囉等人請跳舞，但我擋住了這些善意的壓力，因為這只會搞得全場人都尷尬不已。現在我雖然會偶爾重新或再三反省，但我從來沒有真正後悔做了這個決定：我想尋找政治以外的職位，做發展援助方面的工作。然後，馬卓安向我提出去香港做末代英國香港總督的機會，做一個結束一長串殖民地或外交部任命的政客。
那時的政策似乎將倫敦推向一個外交死胡同，中國（尤其是針對首相馬卓安）的例行羞辱似乎從沒給香港或英國帶來任何好處。於是我們的外交目標很簡單，就是一九九七年讓主權平穩過渡到中國手上。經過幾次無效反對、幾下緊張搓手後，「平穩」的定義總算是定下來了，那就是要滿足中國的要求。但至於「成功」而「光榮」的過渡要付出甚麼代價呢？我一位顧問曾調皮地問，真的可以把葬禮說成是「平穩過渡」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