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國府宣布中央政府遷至臺北，其時國家最高領導人李宗仁已於前兩日的十二月五日自港飛美，丟下神州爛局不管。在前六日的十二月一日，重慶失守。當時在成都的中央要人為國民黨總裁蔣介石、行政院長閻錫山等人，他們留下來收拾殘局。當日蔣召集會議時，四川省主席劉文輝缺席，怎麼找都找不到人，蔣介石乃派劉的老友王纘緒去找他，並傳話道：「你去告訴劉文輝，人與人是要講感情的，他做了我多年的部屬，就算我今天死了，也是應該來送葬的。」以蔣倔強、固執、其介如石的個性，這種傷感至極的話是不輕易出口的。即使以一九四九年底那種接近全面崩潰的局勢，蔣雖已作了萬一之想，但仍堅持反抗意志，不稍鬆懈，挫折的話語一般是講不出來的。三天後，蔣即飛抵臺北，此後再也沒有踏上中國大陸一步。
國府在一九四九年的潰敗不只是國民黨長期執政的總體檢，國民黨人固然遭受到難以言說的羞辱，它也給當時不認同共產黨的知識人極大的衝擊，其中即包含參與中國現代化轉型的自由主義學人。就在一九四八年歲末與一九四九年元旦破曉之際，反共大將傅斯年和剛從北京圍城搭搶救學人飛機南來的胡適，在南京胡適臨時的公館守歲，言及國家大事，兩人不禁吟詠起陶淵明的〈擬古〉詩：「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陶淵明這首詩一般認為其本事是指劉裕篡晉自立，建立宋朝（劉宋），陶淵明以似晦實明的詩句詠懷其事。胡、傅兩人吟詠著，想到一生為自由、民主的理念奮鬥，此後的中國有可能即淪為馬克思、史達林的國度，吟到深情處，兩人竟不禁都掉下淚來。
同一個時段，另外一批與自由主義學者學術上不同調的學人，也因反共的因素，紛紛南渡，或至香港或至臺灣。一九四九年年底，以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為班底的流亡學人在香港倉促組成了「亞洲文商學院」，也就是今日新亞研究所與中文大學的前身，他們爾後將會和在臺灣活動的牟宗三、徐復觀等人被歸類為文化傳統主義者，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人更將被視為海外新儒家的代表。同一年年底，其時落拓南天的壯年儒者唐君毅寫給任職教育部的一位朋友柯樹屏道：
孔子二千五百年紀念，弟二年前即想到，此時學術界必可擴大表示。不料正當共黨靡爛中國之秋，書之痛心。近日時局尤惡劣，席捲之事成，華夏文教之統將暫斬於今日矣！
以唐君毅為代表的一群學人認為共產黨征服中國，這個事件意味著中國文化的大挫敗。想到其時正值孔子二千五百歲聖誕之際，而儒家之道居然從此日落虞淵，明夷渾沌，漫漫黑夜方長。這些淪落南天的文化傳統主義學人認為自己彷若勝國遺民，已是當代的鄭思肖、謝枋得、王夫之、朱舜水，他們要存文化種子於海外，為爾後華夏文化的復興作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