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上講，人類的多樣性文明確實不應只有西方這條普世文明的現代化道路，但歷史給出的答案是，至少到現在為止，尚沒有第二條這樣的現代化道路。習偏不信這個「邪」，他認為中國有這個能力和義務為人類開闢第二條現代化新路。因為中國在中共領導下，而中共又在他的領導下。
清零最好不過地表現了習的這種不信邪的偏執型人格和認知模式。疫情三年，清零政策所導致的大面積的人道災難和對民眾權利的侵害，以及經濟受損的嚴重程度，越來越暴露出來，已經超過該政策對民眾生命健康保護的收益，大眾和官員實際對清零也忍無可忍，只是被當局強行壓制。然而，習就是不修正和改變清零做法，哪怕部分修正，原因即在習看來，清零政策是現階段既然防止民眾大規模感染新冠病毒、避免死亡，又能讓經濟保持運轉的最好方式。而他有這個認知，緣於中國在疫情防控的第一階段，即德爾塔（Delta）病毒傳播的階段，相當成功地做到了遏制病毒傳播，少死人和經濟較快恢復這兩者的兼顧和平衡，這個時間段大概在二○二一年中。當局將之歸功於習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歸功於清零政策，認為中國是國際防疫的優等生，把中國的抗疫模式向全球推廣。這個事實支撐著習對防疫和清零政策的認知，讓他偏執地以為按照這套清零做法走下去，中國是能夠防住疫情同時又不對經濟產生太大破壞。目前的經濟劇降不是清零造成的後果，是由別的因素引起的。
一個人不信邪不怕鬼，好聽點說是執著，難聽點說是固執。固執或執著並非壞事，幹事業就要有一骨子蠻勁，問題在於執著的事情是什麼，方向對不對，如果事情本身的方向有錯，那麼越執著，副作用越大，後果越壞。中共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毛曾經嘗試過，反右、大躍進、文革都可以看作是毛式現代化的嘗試和探索，結果失敗，其後遺症和破壞性作用至今還在影響中國。鄧小平接受毛的教訓，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雖然加上了「中國特色」的修飾詞，但鄧開創被江胡繼承的這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同習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儘管都強調共產黨的領導，要維護黨的統治，然而，前者並沒有完全封閉向西方普世文明轉向的可能性，它的價值體系中有普世文明、普世價值的成分，但在後者中，人們根本看不到西方文明的影子，有的只是被中共改造過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專制因素和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專制成分的兩者的疊加，當局稱它為中國式的現代化，是對人類文明貢獻的中國方案。
＊作者為旅美中國問題專家、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多家海外中文媒體撰稿人，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習近平研究》（獨立作者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