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種「平等觀」的差異，各有道理。但在美國的族群問題只有「黑白」二元的時候，採取群體身分、濟弱扶傾的理論，或許還比較容易操作—白人就是優勢，黑人就是弱勢，所以給黑人一點優惠來平衡一下，尚稱合理。但當美國的族群不再是「黑白」二元，而是多元、複雜、混合的時候，到底族群是優勢，哪個膚色是弱勢，就難以界定，積極平權措施也就更不易操作。例如，同樣是非裔黑人，從非洲富有家族移民美國的非裔，與南北戰爭之前黑奴後裔的非裔，可以一律都當是「黑人」而優先入學嗎？同樣是少數族裔，華裔、日裔的先人也受到了慘痛的排擠、歧視、侵害，那為什麼在申請頂大時不但沒加分還要被降等（以讓出位子給黑人）？而在亞裔內部，作為新移民的印度裔、華裔、韓裔、日裔或許在成績上有著優勢，但越南裔可未必這種優勢，為什麼不能納入「弱勢群體」來享受優惠？
美國自由派對「個人主義」的批評有理，但還是過於「非裔中心」（加上拉丁裔），而沒有好好回應同屬少數族群的亞裔。這樣忽視「多元」，可能也是在這場戰役中敗北的部分原因。
也因為平等觀的差異，使得本案的言詞辯論相當精彩—雖然可以明顯地看出Roberts大法官以及其他保守派大法官的傾向。例如，哈佛的律師Seth P. Waxman說：「對於某些很夠格的申請人來說，種族也許是個決定因素......就如同當哈佛管絃樂團今年需要一個雙簧管演奏者，那雙簧管演奏者自然就有競爭優勢。」他想要藉此強調，入學制度本來就是大學挑人，屬學術自由範圍。但最高法院院長 Roberts 的回應極為犀利：「是的。但我們沒有為雙簧管演奏者而打了內戰（南北戰爭），而是為了消弭種族歧視而打內戰。這就是為什麼它如此重要。」("Yeah. We did not fight a Civil War about oboe players. We did fight a Civil War to eliminate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at’s why it’s a matter of considerable concern.”)。在另一段交鋒中，Waxman說，哈佛已經努力使得「種族」的考量，在錄取決定中的影響是「趨近於零」（“very close to zero”）；Roberts立即追問：「是喔，所以本案只有一點點種族歧視？」（“Well, so there’s only a little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the c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