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又回到對網路服務公司的打壓，重新加強對源頭的控制。實際上像「雙規」一樣，「約談」這種於法無據、中國特色的東西，早就存在。之前國家網信辦就通報過對新浪、網易公司違規的約談。現在出台規定，就是想把約談這種形式常態化、制度化，從警告、罰款、年檢審查、吊銷牌照等方面打壓控制。
「約談十條」的模糊與腐敗
約談實際上是一種非常模糊、任人解釋的管控辦法。儘管約談十條的第四條，規定了9種約談情形，但第九種「其他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規定需要約談的情形」最為模糊，像一個大口袋一樣，把所有當局不滿的言行都可以裝到裏面，進行處罰。
約談還為權力尋租，為從中央到地方的網信辦官員提供了刁難、說情、以權謀私的制度保障。什麼樣的情況和公司可以約談，可以不談，約談時的關係、態度，是警告還是罰款，罰款的多少，年檢時的打點，平時的關係維護，都有巨大的腐敗空間。
朋友創辦了一個微信公號，只發佈外國的社會文化、旅遊留學的文章，從不談論中國的政治和問題，有時會用暗示和比較的視角由讀者去體會，倒也贏得了幾十萬訂戶，傾注的大量心血開始有了廣告回報。但是今年「兩會」期間，只因發佈了一篇美國如何開議會的文章，遇上敏感期的嚴管就被銷號。申訴到騰訊公司，告知是網信辦直接下令銷號。請托到國家網信辦某位人員，酒足飯飽後說只要北京市網信辦報上來，就可以解封。再找北京市網信辦的人員，既不拒絕，也不上報，只說這事他還需要找其他人，有些人不好說話，需要做些工作。明白人都能聽出這是暗示索賄。
在中國不管是為官方說話的「五毛」，還是商業上的水軍，發帖要花錢，公關刪帖同樣也要花錢。直接管理網路公司的各級國信辦一些人員，政商結合，權力尋租，受管受氣又要運營的網站，只能就範。
上網還是上街
中共一直希望網路在商業和生活娛樂上使用，除了歌功頌德的「正能量」，不願意網路在政治和社會輿論中發揮作用，特別是害怕由於社交媒體的助推，出現類似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的權力更替。因此不斷加強限制和監控上網，防範像天安門那樣的上街。
為了維護一黨的統治之利，在全球信息共享時代，對互聯網的野蠻隔絕，對內容的嚴格審查，對網路公司的不斷打壓，對網民的監控抓捕，肆意的刪帖銷號，正在招致越來越多人的不滿。他們中的許多人思想活躍，想獲得新鮮平衡的信息；還有些人對政治並沒有那麼熱衷，上網只是為了相互聯繫、自我表達、娛樂、網購、信息消費等，但是也一樣受到各種網絡審查、管制和防火牆的阻隔。
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歷史教訓和別國的事件表明，封鎖網絡、限制傳播最終會比不限制還要糟糕。埃及開始的時候，只是少數人上街抗議專制腐敗，多數人則上網牢騷抱怨，發洩對社會不公的不滿。穆巴拉克政權害怕這種情緒越演越烈、危及統治，於是關掉社交網絡。因為不能上網表達訴求、娛樂網購，激起更多的人走上街頭抗議，包括許多宅男淘女。上街的人越來越多，政局由此變換。
不讓上網，只有上街，人總要表達交流。這是封鎖網絡的教訓，也是限制傳播的代價。時代的進步和各國的教訓一再表明，統治者愚民的最終結果是，讓自己愚蠢地成為歷史的笑話。
撰稿：喬木 北京外國語大學傳媒副教授
責編：董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