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以往或現在，審查制度都是共產黨另一厲害武器。審查制度象徵了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之間的衝突，也顯示了政治控制與自由創作之間的角力。最終，卻只餘下威權主義國家伸展其無限權力，管制國民什麼可以看和寫，什麼不可以。審查制度也是政府壟斷大眾傳播的主要手段。
列寧視審查為必要的武器，1917年布爾什維克黨取得政權後，他馬上查封資產階級的報章。他說：「要容忍這些報章，倒不如不做社會主義分子好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占領的東德，當局發覺面前最大的問題是缺乏政府機關去審查東德人民的言論著作，因此必須倉促成立一個審查部門。中國共產黨的審查始於毛澤東的「延安講話」，它規定知識分子與藝術工作者在共黨控制的邊區必須跟隨群眾路線走。1949年1月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成立文化接管委員會，在文管會的推動下，這個審查政策變得更有制度和更合法。
審查制度
共產黨接管印刷業（包括書籍和期刊）、其他媒體及大學機構之速度是驚人的。文管會廢除由來已久的文化規範，用新的準則替代。例如，1949年4月在北平學習的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獎學金的年輕學者卜德（Derk Bodde），在日記中寫下他對共產黨早期的「思想控制」的觀察：
在藝術方面，文化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禁止了57齣屬於傳統劇目的演出。有23齣是迷信的；14齣是淫蕩的；4齣貶低國家尊嚴因為過分突出外敵的侵略（如匈奴和蒙古人入侵）；4齣一味迎合「奴化道德」；5齣擁護封建吃人禮教；7齣「極之乏味」或缺乏明確的劇情。
到了1949年中，離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還有幾個月，北平軍管會宣稱占領工作極為成功。隨後審查情況持續不減，甚至變本加厲。例如出版和傳媒界幾乎鏟除了非共產黨的刊物，尤其是涉及宗教和少數民族等敏感議題。在北京市新聞出版處，審查員極為仔細地檢查宗教和少數民族的書籍，決定書籍是否符合國家政策。只要是擁護新政權的作品，就很容易獲得通過。1953年，在周恩來的鼓勵下，民族出版社成立並印製宣揚民族和諧團結的書籍。稍後用來慶祝建國十週年的民族文化宮，其建造也是用來表達同樣的主題。
毛澤東時代的審查制度是個複雜的程序，它不僅限制大眾輿論的表達或禁止知識分子的思想交流；就如大家已看到的一樣，它也令審查員與作者之間的關係變得緊張。審查員急切要訂立一連串外界不太清楚且經常變更的規條，以協助他們的工作並為自己的審查裁決護航；而作者則要謹言慎行，小心遊走於各種規條中，好讓作品能獲准通過出版。審查員的職業生涯在1950年代並非一帆風順。如果某人失職，沒找出文章中暗藏的顛覆用意，後果會很嚴重。又如第二章討論過的，《北京日報》的編輯和作者不論願意與否，後來都被捲入共黨領導層關於社會主義路線的內訌裡，導致報社為求自保而陷入自我審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