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中共繼續嚴厲執行各種審查。當然，中國並不是唯一的共產國家，禁止持異見的印刷和電子媒體的資訊流通，北韓和越南也這樣做。但經常被忽視的是很多非共產國家的新聞自由也受到攻擊。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西方式的自由報刊確實存在，但都是被政府緊緊監視。在這些國家，一隊隊審查員像例行公事般刪除批評當局的文章，而且正如一位新聞學者指出的：「只需把立法和集中所有權這兩事巧妙地結合起來，便能確保傳媒持續受到控制。」但中國與別不同之處，就是政府在文藝方面的干預超出了報章、書籍和電視的範圍；它伸展到幾乎所有文化領域，包括宗教、公園和博物館。共產黨控制人民的文化生活可說是鋪天蓋地，沒有遺漏。在世界上二十個最大的經濟體裡，中國是唯一在憲法上奉行一黨專政的國家。當共產黨揮動幾乎無限的權力大棒時，它的權威幾乎是無遠弗屆的。
宣傳
宣傳工作與中共鞏固權力的行動，是步伐一致的。宣傳的效力在於它的基本策略：鼓吹特定目標，說話半真半假，將複雜事情簡化，以及利用群眾的情緒。社會學家以祿還加入另一策略：重複又重複。以祿表示，宣傳「靠的是緩慢而持續的灌輸。只有透過不斷重複，才能產生不知不覺的影響力，對群眾灌輸信念並令他們順從」。
所有政府都做宣傳，而且是大量的宣傳。威權政府與民主政府的最大分別是前者在封閉的環境中製造宣傳，從上而下並且專橫地強加在人民身上。這種情況在中國尤其複雜。中文「宣傳」一詞不盡是負面的含義。此「宣傳」不是西方所理解的強硬式思想灌輸或玩弄政策。在中國，宣傳有時可以解作正面傳授某些觀點給它的宣傳對象。這種比較正面的含義令中共的宣傳變得更複雜，影響更深遠。它暗示宣傳不單傳遞首長想要發出的資訊，而且動機是良好的。
中國共產黨跟蘇聯共產黨一樣善於宣傳，毛澤東更是宣傳高手。之前說過，他早在1927年已察覺到口號和漫畫可以對農民產生廣泛影響。這種先見之明導致延安時期就已經制定出一套具體的政策，下令藝術家，特別是魯迅藝術學院訓練出來的人，要創作有社會主義內容的新秧歌劇並改造新年畫，作為宣傳武器，攻擊國民黨和日本侵略者。這些新的藝術形式大量取材自中國的民間傳統，家喻戶曉並深受民眾喜愛，是非常有效的宣傳工具。1950年代文化館人員採用秧歌和漫畫來宣傳，顯然是跟隨這流傳下來的做法。
在反一貫道的運動中，我們見到的是另一種宣傳方式。共產黨利用群眾動員來挑起人民對官方視為邪教組織的敵意。在這場反教派運動中，官媒、公審、電影和展覽全都用上了。其中以公審最引人注目。公審與1930年代蘇聯史達林政府的公審相似，民間教派尤其是一貫道首領的公審，被安排在群情洶湧且富戲劇成分的場合演出，以吸引更多觀眾。公審的目的不單將被告的罪行示眾，更將他背後的邪惡組織的本質公開。最轟動的莫過於兒子譴責父親加入邪教組織的公審。這樣的公開審判混合懸疑和娛樂成分，增加公眾的關注（因而產生最大影響力）。再者，這類審訊都被說成是依照法律程序進行，因而裁決變得十分有力。最重要的是，控方是年輕人，他大義滅親、年少無畏及決心挑戰社會黑暗勢力的表現，象徵社會主義新一代明白貢獻國家的大道理。中共黨國聲稱執政是為人民服務，這些宣傳工具有助它爭取群眾的支持。群眾動員令參與者義憤填膺，成為國家理念的熱心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