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八九六四之前我寫《河殤》時，曾經受到社會上一種恐懼心理氛圍的刺激，我稱之為「逃離沉船」的集體潛意識——躁動的一九八八年是個「龍年」，人們搶購商店裏的四種罐頭：蘋果、鵪鶉蛋、桃、梨（「平安逃離」），那大概就是中國逃亡潮和避難潮之濫觴，由後來的六四屠殺和法輪功迫害兩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對國際社會殃及魚池，產生諸多中西理念衝突，涉及文化、社會、政治各領域，政治庇護也是其一。
二、中國沒有「庇護所」概念
無疑，中國是一個「高迫害類型」國家，六十年裡「大饑荒」和文革兩次災難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計就有三、四千萬之巨，說它是「人間地獄」毫不過分。所以，中國人投奔怒海、背井離鄉，以「恐懼」為理由「桴海避秦」於西方，是再自然不過的一種人性選擇。但是別忘了，中國有十二億人，這麼一個人口大國興起出國潮、流亡潮、避難潮，對於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歐美）來說，不能不是一個巨大的壓力，但這還在其次，中國人往西方的逃亡，攪亂了他們那裡的「庇護法理」，則是更要害的。
Asylum 這個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護、避難所、精神病院，後來才轉化出「政治避難」的意思。十八世紀的歐洲，一向指「瘋癲」為獸性、殘酷，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出現「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並作研究和治療，最初稱為「瘋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倫敦南郊的貝休恩（中國也譯作「白求恩」）皇家醫院。所以，「瘋癲庇護」擴展為「政治庇護」，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義──沒有一個正常人願意假裝瘋子被送進「瘋人院」。
庇護原理由「瘋癲」領域延伸到「政治」領域，無疑是人道主義在西方的一種提升，但是，對於既無「庇護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現代中國人來說，這一切都變成一個有利可圖的機會了，這或許也可算作文革之後中國人的「改革開放」思路之一。但是，以「恐懼」為理由的圖謀，就把問題變得很複雜：即使你提供的證據是假的，誰又能判斷你的「恐懼」的真假呢？況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維持的一個專制國度裡，誰又是不「恐懼」的呢？於是，「庇護」又從政治領域退回到「精神」領域、甚至道德領域——最後只剩下一個誠實的問題，而這是整個西方系統對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失去判斷的地方。相比之下，來自美國後院拉丁美洲的更為龐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卻鮮少有人使用這種手段，雖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懼一點也不遜色於中國。
三、「六四血卡」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據說有兩個世界性的後果：一是引發了共產黨政權坍塌的「蘇東波」骨牌效應；另一個則是，中國人大舉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難，我自己也捲進這個浪潮，迄今已流亡了整整二十年。這個浪潮至今似未止息，但我卻一直沒有看到此浪潮中人寫出什麼感受和困惑來，雖然據說這股中國流亡潮的「知識含金量」高得驚人。
